词讼与案件:清代的诉讼分类及其实践

清代立法与司法实践主要受皇帝和官方自我利益因素的驱动,将诉讼事件大致分为词讼(或细事)与案件(或重情)两大类。前者常指户婚、田土等州县官自理型诉讼,后者多为徒刑以上案件,包括人命、强盗等严重的犯罪。这种分类标准既与案情本身性质与构成要素有关,同时也包括事后判决结果及量刑轻重。这两类诉讼的告诉时间规定及裁决依据各有不同:清代法制默许官员对词讼可忽视现有法条,不依法审理,当事人的告状时间有一定限制;对于案件,则要求官员依法审理,虽然诸如刑部官员可能运用比附等法律适用方法,但依然是以制定法为依据而展开,这对案件判决有决定性影响。词讼与案件的分类以及官府贬低词讼的态度,显示了官僚集团的自利倾向。这种司法环境促使词讼当事人采取一些无可奈何的制度性回应方式。     

浅谈市政检查井盖及钢纤维砼井盖的应用

以浙江临海及各城市检查(窨)井盖被盗普遍现象,结合临海市市政检查井盖管理经验,介绍钢纤维砼检查(窨)井盖的应用。     

圣人与知识对政治生活的扭曲——《庄子·胠箧》对圣人与圣知的批判

《胠箧》篇与《骈拇》、《马蹄》一起展开了对于仁义、圣人、知识的批评。《胠箧》主要集中在对圣人和圣知扭曲政治,并由此指出其导师人自身存在的异化,遮蔽人自身走向、回到其本真之在的可能性通道。《胠箧》对于世俗之知与圣人之知的本质一致性、对于圣人与大盗之一体性、对于知识的逐利本性以及权力与知识及仁义的沆瀣一气以逐利的揭露与批判,显露出深刻的政治批判意义。     

善意买受人对盗赃车的保险利益

盗赃车是指通过盗窃手段取得的车。无论是在我国还是在西方国家，盗窃汽车销赃出售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据统计，仅深圳市，1980年4月至1990年4月，被盗汽车212辆，1997年全市被盗汽车升至928辆，平均每天盗2．5辆，1999年1月-10月份，全国被盗汽车12万辆。那些不知情购买盗赃车的人(以下称为善意买受人)也要购买汽车保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已经投保的盗赃车发生承保损失或又一次被盗，保险人在理赔过程中发现保险标的是盗赃车，保险人往往以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而拒绝被保险人的索赔。善意买受人对盗赃车真的没有保险利益吗?     

盗买盗卖股票致股东权益受损害的民事责任探讨

股票交易中时常发生股票被盗买盗卖的恶性案件。由于事关多方当事人 ,股价又具有波动性 ,因而其民事赔偿较为复杂 ,难点即在于对责任主体和赔偿数额的确定。正确认识涉案的民事法律关系是认定损害赔偿的关键。为了维护市场秩序和投资者权益 ,应以案发后合理期限内投资者投资的证券市值作为基准进行计算     

简论《峨眉飞盗》之失

本文为作者“从案件到作品”系列论文中的一篇。国产影片《峨眉飞盗》 ,撇开思想意义、审美价值不论 ,单说娱乐作用 ,它也远不及原报告文学作品《峨眉山文物盗窃案》。《峨》片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是其创作者不能像艺术大师托尔斯泰那样 ,重视生活细节的真实     

古今惩贪与治盗的宽严比较

考释中国古代贪赃、官盗、民盗等罪名与刑罚,审视现行刑法中的贪污、盗窃罪名与刑罚。比较古今:古严惩官贪,宽治民盗,今则严惩民盗,宽待官贪。传统的立法经验大有借鉴的意义,现行刑法极有修改的必要。     

银行卡盗刷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研究——基于2017年全国法院裁判的实证分析

银行卡盗刷纠纷是近年来司法实务的热点之一。由于我国目前缺乏相关实体法律规范,导致不同地区、不同法院对在银行卡盗刷民事诉讼中如何分配举证责任的认识和做法大相径庭。银行卡盗刷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分配,应以《民诉法解释》规定为依据,区分举证责任的双重含义,在双方诉讼当事人充分举证的情况下,结合银行卡自身的特点以及具体案件情况,在诉讼当事人之间确定责任承担。     

脱离物的善意取得

脱离物的善意取得例外是现代各国民法的一项基本制度。我国的物权法虽然对这一重要制度加以确认,却并未规定赃物的善意取得。脱离物的善意取得既建立在个别和整体利益、博弈和成本经济分析、现实主义法学方法论的分析和检讨的基础上,同时建立在对大陆法系主要国家脱离物适用善意取得上的规定所予以的立法例比较。该制度在中国的完善离不开现有法律的清理,借助公私法交融的背景,尽快实现脱离物善意取得的制度价值。     

盗牛人行大善

三国时,北海人王烈,只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但在当地德望很高。有一个人偷了别人的一头牛,被失主捉住。盗牛人说,“我一时鬼迷心窍,偷了你的牛,今后绝不再做这种事。随便你怎样处罚都行,只求你不要让王烈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