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律疏议》"知而犯之谓之''故''"辨正

《唐律疏议》中“故”有六种用法，其中两种表示犯罪的主观意图，即“故纵”之“故”与“故杀”之“故”。张斐《晋律注》释“其知而犯之谓之故”，后世律学注释奉为圭臬。从法典渊源与律文疏解来考察，“知而犯之”仅指《唐律疏议》中“故纵”之“故”。“故杀”之“故”应用其疏解“无事而杀”。“知而犯之”与“无事而杀”非指一事，不应混淆。唐律中“无事而杀，是名‘故杀”’延续了魏、晋律注“无变斩击”的注解模式并在唐律注解中将之细化。     

一部有理论深度的新书——评《法人犯罪与刑事责任》

<正> 我国1979年颁布的《刑法》和传统的刑法理论,为改革开放、促进社会发展起了重要保障作用。但随着法人犯罪的大量出现和日趋严重的现实状况,降低了刑法保护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也给刑法理论工作者带来了困惑。基于不同出发点的法人犯罪肯定说和法人犯罪否定说的论争,无论在理论界和实践部门都有     

学生大病最高获2．8万元瓷助

13年前诞生的羊城“金不换”工程．13年后，获得“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创新案例奖”殊荣．一项工程．或者说一项事业．能够坚持这么长久．非常不容易．这一案例说明：加强和改进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必须找准着力点，从一件件实事做起，持之以恒，这样坚持下去．必有所成。     

试论“超越承担过失”

“超越承担过失”是犯罪过失中的一类特殊形态,在注意能力方面有别于一般的过失,在当代社会背景下对其展开研究显得尤为必要。在中国大陆过失犯理论中,对此问题进行研究也是可行和必要的。     

正当防卫界定之实证分析

在法治社会的今天,正当防卫制度已经形成较为独特的理论体系,具有较为完备的立法和司法基础,内含相互协调的多元的法律价值追求。但是,我国的正当防卫制度在整体构建上还存在法律价值缺失的问题,值得关注。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揭示准确界定正当防卫的重要价值。认为只有依据客观事实,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准确认定案件性质才符合法治精神。     

论刑法中的牵连关系

牵连关系是一个客观的范畴。对于牵连关系的认定 ,折衷说不是合适的选择。牵连关系的判断是具体的个别的判断。方法与目的型牵连关系的判断标准是 :一行为与另一构成行为事实间有内在的质的一致性 ,且二者有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原因结果型牵连关系的判断标准是 :两个行为之间有事实上的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方法行为与结果行为可以是不具有独立构成的刑法意义上的危害行为     

刑事不起诉探析

本文结合司法实践对刑事不起诉概念的研究现状、存在问题作了分析,使有关的理论问题得到清理和明确,并运用抽象概括的理性分析方法,进一步阐明了不起诉的概念。笔者期望,这些分析将有助于刑事不起诉理论范畴问题的深入研究,并最终有益于中国刑事诉讼基础理论的创新,及刑事诉讼法学体系的重建。     

荣辱观与道德实践

荣誉和耻辱是道德中的一对重要范畴；荣辱观是人们对光荣和耻辱的看法。人生以何为荣，以何为辱？对两者的不同理解，便构成了人们不同的荣辱观。不同的人生目的对荣与辱有不同的理解，他们的看法有时是完全相反的。例如，封建统治者鼓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要求妇女从一而终，做烈女节妇。《儒林外史》中的穷秀才面对女儿以死殉夫，不但不制止，反而认为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积极支持女儿的行动，当得知女儿的死讯时，还大笑着说：“死得好!死得好!”这种封建道德的荣辱观不知害了多少人。因此，不同的荣辱观，表现了不同的道德认识，并由此产生不同的道德行为。常言道“羞耻之心，人皆有知”，但是，这种“羞耻之心”或荣辱观念一但颠倒了的话，其行为必将适得其反。     

刑法目的新论

刑法立法目的就是国家制定刑法所要达到的目的,它并不完全等同于刑罚目的,二者是系统与其组成元素、“目的价值”和“手段价值”的关系。要充分地加以彰显、强调刑法立法目的。若要切实贯彻罪责刑均衡原则,惩罚犯罪作为刑法目的的有机组成部分就具有合理性。应然地,我国刑法目的可表述为“为了惩罚和预防犯罪,保障人权,维护国家的整体法秩序”。刑法的根本目的：“保护国家的整体法秩序”是上位概念。可分解为刑罚目的(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和人权保障目的两个的方面。     

可保利益

<正> 保险并不意味着也不应该向任何人无条件地提供保险,以免在损失发生之时,使有些被保险人从赔偿中获取一种纯净的利益。在实践中,对此进行控制的相当可靠的方式,便是采取"可保利益"原则。一、坚持可保利益原则的目的在判例和成文立法中,贯穿于可保利益原则全部发展途程的两个主要目的,曾引起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