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抽象绘画大师平野先生

平野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美术出版社外国美术编辑室最早的一位编辑。在40多年中,平野责编出版的外国美术论著达200余种,由平野译著出版的外国美术图书达30种。其数量之多,领域之广,令人惊叹,这是美术出版界很少有人能达到的。     

地方政府研究的三种路径：特征、优缺点及研究应用——兼评社会学近年来对中国地方政府的研究

在地方政府研究领域,既有研究成果通常包含着研究者对价值关怀、理论、经验事实三者之间关系的权衡和技术性处理,笔者以这三个侧面作为评述维度,区分了地方政府研究中的三条路径：即“参照-评估”路径,“视角-呈现”路径,“抽象-推导”路径,并以近年来关于中国地方政府问题的若干研究为例,讨论了这些路径的特征、优缺点及研究应用情况。笔者总结的这三条路径都是理想类型,在具体应用时,研究者可选择的路径是多元的,在地方政府研究中,研究者可以按照研究取向及研究需要选择与之匹配的路径方法。     

抽象危险犯的边界——对抽象危险犯处罚范围之形式说的提倡

抽象危险犯的处罚范围历来有形式说与实质说之争。虽然实质说是在对形式说的批判基础之上形成的,但因无法区分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反而陷入了更大的困境。形式说对法益前期化、周延化的保护,符合积极的一般预防的趋势;其拟制的危险,极大地减轻了证明的负担。至于其本身的不足,拟制的危险在个案中并非必然发生,可以通过主张若不违反主客观的注意义务则排除违法性来克服,进而实现与罪责刑法的契合。     

对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设置的反思

危险驾驶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交通肇事罪共同构成维护公共交通安全的刑网体系,但是在法定刑设置上,对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并处罚金与上述两罪并不协调,也存在漏洞;罚金和拘役功能相同,并处罚金不能实现特殊预防,应增加1年以下有期徒刑和轻微危险驾驶肇事行为的刑罚配置,同时就危险驾驶的结果加重犯单独作出规定,以便与相关条文相协调。     

论危险驾驶罪的行为构成

危险驾驶罪包括两种行为: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和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醉驾是抽象危险犯,只要实施醉酒驾驶行为,立法就推定危险状态已经存在,彰显的是行为无价值。我国刑法的醉驾归属于形式犯,而非实质犯。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是具体的危险犯,突出的是结果无价值。     

阿拉斯加夺魁记

<正>2012年我曾经给贵刊投稿《激情费尔班克》,记述去年我加入纽约州冰雕队参加阿拉斯加世界冰雕大赛的情况。在多冰块组合项目,我们的作品"大地烈火"获得第六名,并被大会组织者选定为2013年纪念绒衫的标记图案。我作为参赛新兵对取得的成绩感到满意,但是我们的队长斯坦·科伦科先生,一位冰雕艺坛的高手,在世界冰雕赛中曾获冠军和高名次的宿将,显然不满意现有的成绩。他鼓励大家不要泄气,再接再厉在来年的大赛中勇攀新高。平日大家工作很忙,又不住在同一城市,因此也没有机会经常会面,不过我们在今年大赛前还是挤出时间对冰雕设计方案做了充分而细心的研究,对大赛的分工也做了周详的安排。大家枕戈待战,整装待发。今年2月底我们飞抵阿拉斯加的费尔班克市,在-20℃的冰天雪地里奋不顾     

抽象—具体方法的历史唯物主义属性——从《资本论》与两种直观唯物主义的对立来看

从抽象到具体是《资本论》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深深植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新世界观。作为对黑格尔逻辑学的批判继承,这一方法与直观唯物主义相根本对立。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却往往是以直观立场去看待抽象—具体,从而在世界观的根基处制约了《资本论》哲学的研究。因此,深入考察这种方法的历史唯物主义属性,就成为《资本论》哲学研究中的一项基础性课题。     

抽象人格权与人格权体系之构建杨立新

当今的人格权法中出现了一般人格权、人格商业利用权以及自我决定权等。这些非具体人格权的产生是对具体人格权的补充性发展,而非体系构建的产物,因而由其与具体人格权共同构成的人格权体系内部产生了矛盾。传统民法注重对外在人格和内在人格的保护,对此通过具体人格权制度予以实现,但对于处于人格核心地位的意志自由则欠缺保护。意志决定自由是人格的本质,决定了人的人格个性和人格发展,民法应当予以保护。抽象人格权就是对于意志自由的保护。它包括自我决定权、一般人格权和人格商业利用权。抽象人格权在人格权体系中的地位是具体人格权的权能,同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由抽象人格权与具体人格权构成完整的人格权体系,对意志自由、内在人格和外在人格提供全面的保护,并且可以解决具体人格权与各种非具体人格权之间的矛盾。     

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刍议

本文旨在通过对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的正当性和外部性的分析,阐述实践中应当减少该原则的适用,调整其适用方式,并积极寻求该原则的替代措施。     

党情

刘云山：不能用笼统的抽象问题代替具体的实际问题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表示,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四风”问题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多和少、重和轻的问题。“不能用笼统的抽象问题代替具体的实际问题,不能用本单位机关干部职工反映的福利待遇问题代替基层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不良作风问题。”问题找得准不准要向群众反馈,整改措施实不实要接受群众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