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析“民告官”修法

正2013年12月23日,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正式提交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初审。这部坊间俗称为民告官的法律在历经23年运行后,终于首次开启了修法之旅围绕行诉法所展开的诸多修法构想和争议,并非普通意义上的法律改造,而是深深触及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公权与私权的博弈、行政与司法的纠葛等复杂因素。而在保障公民权利、制衡政府权力、推进司法改革的时代语境下,行诉修法能否开辟更大的变革空间,既充满变数,又令人期待。     

重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基本思路

<正>笔者认为,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完善。一、改进受案范围的立法方式现行行政诉讼法第11条采用肯定的方式列举了可诉行政行为的范围,第12条又采用了否定的方式列举了不可诉行政行为的范围。列举方式的特点是清晰、明确,但不能穷尽所有事项,因而具有封闭性,由此造成的问题是那些处于肯定和否定范围之外的行为能否进入行政诉讼就成了盲区,从而产生争议。为使受     

论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

在我国行政诉讼法中,抽象行政行为具有不可诉性,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抽象行政行为违法造成人民群众利益损害的案件屡见不鲜。鉴于抽象行政行为违法的社会危害性具有范围广、影响大的特点,本文认为抽象行政行为应当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受到法律的约束,赋予人民群众更多的行政诉讼救济权利。     

论抽象危险犯的正当性——以醉驾入刑为视角

抽象危险犯是将一种具有典型危险性的行为直接规定为犯罪的犯罪形态。醉驾入刑体现了抽象危险犯的提前保护法益、规范行动指引、充分发挥国家在风险社会中的管理职能等价值,具有很强的必要性和实效性。为了防止刑罚的过度扩张,亦有必要对抽象危险犯作一定限制,完善醉驾的定罪标准。     

刑法解释中的类型思维与立法意图

类型思维的提出是刑法适用研究中的一个学术进步,但当下国内对类型思维的讨论却存在一个“与生俱来”的缺陷：即从它被关注的那一刻起就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客观论的解释思路。而真实的情况却是,类型思维如果要在刑法解释中发挥作用的话,就必须与立法意图相结合。进行这一结合的必要性在于,只有参照立法意图,才能判断手头的案件事实与刑法条文背后的规范类型是否具有意义上的一致性;而它的可能性则在于,立法意图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可以被认识的。文章在考察这一结合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的基础上提出了结合的具体路径,即先依据抽象意图来确定分类标准,再依据分类标准来判断手头案件事实的归属。     

非法行医罪“情节严重”的解释立场与实质标准

司法解释对非法行医罪中情节严重的解释方法存在疑问,解释结论也殊有不当;非法行医罪应是抽象危险犯,其保护的法益以个人的生命、身体健康为核心,这是解释本罪的基本立场;从该立场出发,明确情节严重的实质判断标准,有利于将单纯违反医疗管理秩序但未侵害法益的行为排除在外,有利于在具体案件中正确适用司法解释。     

“醉酒驾驶”犯罪归类及认定问题辨析

一、醉驾入刑存在的悖论关于醉驾入刑立法原因,理论界或司法实务界进行了深刻的探讨,综合这些讨论可归结为以下两种观点:1、醉驾具有严重的社会危险性,且成高发态势,最大程度规避交通     

论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实施,对于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监督和维护,及时正确的审理相关行政案件,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实践过程中,该法也暴露出了许多不足之处,比如抽象行政行为不可诉的弊端日益显现,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不能得到根本性的维护,导致政府诚信缺失,这些都不利于我国当前法治社会的建设和社会的稳定.本文将对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分析和阐述.     

论酒醉驾车罪(不能安全驾驶罪)的争议问题 以台湾“最高法院”98台非15判决为例

近年来,酒醉驾驶的问题受到两岸社会与相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极大的关注,本文以在台湾发生的一则经过台湾"高等法院"判决后、台湾"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不服而提出非常上诉、最终被台湾"最高法院"驳回上诉的案例作为起源,针对酒醉驾驶罪(不能安全驾驶罪)的各种争议问题,对台湾的司法实务与学说见解的观点加以说明、分析与检讨。本文认为,首先,本罪的本质虽然属于抽象危险犯,但所谓"抽象危险"乃"具体危险的危险"而非"拟制的危险";其次,不能安全驾驶的性质是"客观构成要件要素的行为状况"而不是"客观的处罚条件",并且不能安全驾驶的认定标准应该采"个别具体认定标准"而不是采"通盘认定标准";且酒醉驾驶罪的故意内容"必须行为人对于‘不能安全驾驶状态’有所认识始可,而不是对于‘不能安全驾驶状态的评价’须有认识,亦即对于成为‘不能安全驾驶的基础事实’须有认识";最后,酒醉驾驶罪(不能安全驾驶罪)的立法并不能真正有效抑止酒醉驾车的现象,而应该透过行政行为(包括彻底严格取缔饮酒驾车与举发、彻底的交通安全教育、驾照制度的修改等等行政措施、车辆的安全设计等等)始能达其抑止的效果,因此应将本罪除罪化。     

资本逻辑研究的再审视——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要求的分析

从理论助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视角看,在近年来的资本逻辑研究中,存在着一系列应重新审视的倾向性问题。其一,将资本逻辑研究等同于资本逻辑批判的倾向,无法满足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全面认识和充分发挥资本文明作用的实践要求;其二,将资本逻辑与生活逻辑进行二元对立处理的倾向,未能意识到现代社会中理想化的生活逻辑本身就是资本逻辑建构的产物,难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做出合理的说明与引导;其三,默认资本逻辑具有抽象同一性的倾向,脱离了我国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和人民民主专政政治主体性的特点,落后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步伐,等等。有鉴于此,精确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本文的基础,分析上述倾向性问题,重构资本逻辑研究的前提预设,从而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提供学理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