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事实错误的三种学说评析

刑法中的事实错误是指对于构成要件的客观要素的主观意欲与客观现实的不一致。与对象错误相对应的是行为偏差。对于同一构成要件范围内的错误即具体的事实错误而言,处理对象错误,法定符合说具有合理性;处理行为偏差,具体符合说具有合理性;对于非意欲的结果,不能认为构成故意犯罪的既遂。国外解决不同构成要件间的错误即抽象的事实错误的抽象符合说不具有合理性。处理抽象的事实错误,构成要件没有重合部分的,原则上构成故意犯罪的未遂和过失犯罪的想象竞合,构成要件有重合的部分时,在重合的部分构成故意犯罪的既遂。     

论抽象行政行为的公益性审查

目前,我国行政行为的复议监督制度还不够完善,抽象行政行为不能作为直接复议对象,公益性审查可以通过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直接复议扩大《复议法》受案范围,形成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完整保护,是一种经济有效的行政监督模式。     

论著作权侵权一般条款——著作权侵权与救济立法模式探讨

包括知识产权制度在内的法律制度是一个有机体系,其法律解释和适用应当在体系化思维的指导下进行。就著作权制度而言,基于著作权是一种民事权利,应当将著作权制度作为民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来建构、理解和适用。在体系化思维指导下,考虑到著作权制度回应社会实践、发展和进化的需要,著作权制度应当从"具体规定性"逐渐过渡到"抽象规定性"的立法模式。就著作权救济制度而言,应当设立著作权侵权一般条款,同时,考虑到著作权制度明晰化和可操作性的需要,也应当就实践中已经成熟的著作权样态作类型化处理,并且将处理后的典型侵权行为以列举的方式规定在著作权法中。换言之,著作权救济制度应当采取"一般条款+列举式规定"的立法模式。     

破除“抽象统治”的双重逻辑进路——《资本论》的形而上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在资本主义社会,抽象权力由天国降至尘世,形而上学与资本逻辑结成“神圣同盟”,二者一道实现了对人的双重“抽象统治”。为破除“抽象统治”,马克思将致思旨趣转向“此岸世界的真理”。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揭露了“抽象统治”的内在机理：商品、货币、资本等社会的“物”的存在,掩藏了存在背后的“形式规定”,亦即“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关系。在揭露这一机理的过程中,《资本论》贯穿着形而上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双重逻辑进路,且二者形成了互构关系：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对现实历史的科学揭示,为在形而上学层面破解存在秘密奠定了实证基础;形而上学批判则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明确了前提、对象和方法。在这种高度统一中,马克思开辟了终结形而上学和资本逻辑双重“抽象统治”的“新唯物主义”道路,为人的自主活动和自由解放指明了历史方向。     

行政规范司法审查的路径

继《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先后进入修改程序后,《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也已被提上议事日程。关于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问题再次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同时也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1〕关于这一主张,目前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有限纳入论",即只将行政规定纳入行政诉讼,排除行政规章;〔2〕二是"全面纳入论",即将行政规章和行政规定都纳入行政诉讼,"至于行政法规的审查,已有《立法法》确立的备案审查制度     

英美刑法共谋罪规则之价值述评

允许政府在不法协议达成之时提前介入国民生活,能实现法益保护极为早期化的目标。要求共谋者对其他共同共谋者为了推进共谋目标而实施的所有可以合理预见的实体犯罪承担替代责任,能威慑他人不参与犯罪共谋,并发挥策反和提取情报的功能,有助于打击、分化和瓦解群体犯罪特别是精密化的有组织犯罪。赋予政府追诉实体犯罪时所不具有的诸多程序优势以追诉共谋罪,政府能积极运用共谋罪程序规则灵活地进行犯罪追诉。     

由反证到解释：抽象危险反证理论的省思与匡正

抽象危险反证理论是一种旨在构成要件符合性阶层限缩抽象危险犯成立范围的理论。围绕该理论的争议必须在厘清相关学理知识的基础上方能得以澄清。抽象危险犯的不法内容是对于前置性集体法益与核心层个人法益的侵犯；抽象危险不具备独立的构成要件要素的体系地位，不能被剥离出行为要素之外，因而其本身并不能直接构成反证方法的证否对象。反证方法的直接作用对象应由抽象危险转移到实行行为，即专注于对客观构成要件中实行行为的各具体要素进行实质意义上的目的性限缩解释。作为目的性限缩这一解释目标的实现方法，不仅依赖于克制型实质解释方法，而且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贯彻形式解释的方法。对于抽象危险犯的克制型实质解释，需要在构成要件符合性阶层对其抽象危险进行存在性判断，在违法性阶层根据《刑法》第13条但书，对其不法属性进行程度性判断。     

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

在与公共法益等同意义上使用集体法益的概念，会导致集体法益概念丧失应有的价值与讨论意义，尤其不利于解决相关争议问题；集体法益不应等同于公共法益，而应限定为累积犯所侵犯的法益。从抽象层面提出对集体法益的保护侵害了个人法益(自由)、导致了处罚的前置化等观点，进而对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持严格限制乃至否定态度，不仅可能掩盖问题的症结，而且容易形成以偏概全的结论。从集体法益的角度来说，某种状态或者条件是否属于集体法益，以及集体法益是否值得刑法保护需要具体分析，尤其是应以个人法益为核心进行判断；在刑法已经对相关法益提供了全面保护的前提下，没有必要另规定对集体法益的犯罪；从累积犯的角度来说，刑法所禁止的行为必须具有真实的累积效应，不能是猜想或者假设的。     

承认的两种形态:重审黑格尔法权体系的规范性基础

以艾伦·伍德为代表的当代英美学者对黑格尔哲学持一种去形而上学的解读立场,在德国古典哲学内部发现了一条奠基于费希特并完成于黑格尔的完整的“承认”理论。本文基于黑格尔文本,揭示出伍德等人以“承认”作为黑格尔法权体系规范性基础的悖谬之处,即颠倒了黑格尔在抽象法权中关于个体性和社会性之关系的论述、无法合理解释占有的偶然性以及证明相互承认的内容和目的。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黑格尔哲学中事实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承认形态:第一种出现在现象学中受制于自然意识的承认关系,它是主奴之间通过奴役或胁迫所构成的一种不充分的承认形态,双方无法在此基础上创造平等的主体间交往秩序;第二种是抽象法权中从个体意志出发,通过对私有财产的占有所暗含的承认关系,它是一种在平等和理性的基础上所构成的充分的相互承认,并最终在契约中得到现实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