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调对接：价值基础及其制度创新

诉调对接的价值基础在于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安全和自由的平衡以及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协和。完善诉调对接制度，应着重解决：明确受案范围和工作原则；尽快建立专业化程度较高的调解组织；创新诉调对接工作机制。     

论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适格原告——以法国及我国台湾地区的规定为参照

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是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正的一大亮点。由于其条文过于简洁,加之所处位置尴尬,该制度也成为学者们争议的焦点。2015年新出台的司法解释对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审理方式、判决效果等问题作出了回应,但未明确其适格原告范围。考察法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第三人撤销之诉适格原告的规定存在立法体例混乱、范围不清、制度不明等问题。建议细化适格原告的范围,合理解释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适用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情形,对尚不属于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或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范畴的虚假诉讼中的被害人作例外规定。     

论审判中心主义对重构诉审关系的影响

诉审分离的功能在于有效地切断审判与侦查之间的直接联系,而刑事司法的发展历程表明,诉审关系极易脱离规范确立的发展方向,游离于刑事诉讼一般规律之外.当前诉审关系出现异化与虚化的根源是侦查权扩张的冲动和事实以及平衡构造的过度理想化,诉审同一原则的缺失和程序性权力的滥用也是诉审矛盾产生的重要原因.从外部视角看,诉审之间应以制约侦查权为基点形成分离与合力的关系,而其内部仍需以制衡与约束作为指导原则.因此,在审判中心主义的视域中,诉审关系的调整方向应是在强化诉审分离的基础上,着力构建完整的限制和约束侦查权体系,以有效保障辩护空间,维护被告人权利,诉审之间的非正式协商也应在满足内在需要的基础上严格限定其效力.     

浅析涉法涉诉信访终结制度的建立及完善——以法院涉法涉诉信访现状为立足点

根据中央政法委制定的政法[2005]9号文件《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终结办法》第二条规定,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是指依法属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门和司法行政部门处理的信访案件。本文则以法院涉法涉诉信访现状为立足点,对建立完善涉法涉诉信访终结制度提出一些想法,为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改革提供一些参考。     

论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构——从我国首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谈起

全国首例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即环保组织诉国土局案带给我们诸多启发,通过对案件的分析,我们发现本案的受理并没有明确的《行政诉讼法》依据,在宪法和行政诉讼法立法目的层面对《行政诉讼法》实际确立的以保护私益为核心的功能模式加以反思后,应当借鉴德国与我国台湾的经验,修改行政诉讼法,为公益诉讼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同时在行政实体法上明确起诉的诸多要件,在构建中国式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征程中迈出踏实的第一步。     

“保定军校”的二三事

<正>近代中国的战场上活跃着三拨人:日本士官生、保定军校毕业生、黄埔军校毕业生。按照出身于哪一所军校而划分辈分,士官生辈分最大,黄埔生辈分最小,而保定生承上启下。与黄埔军校重视政治教育不同,保定军校自1912年正式建立之日起,即标榜"军人以保家卫国,服从命     

抚养权之争:法眼下情与“钱”的交织

孩子,是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国家的希望。孩子归谁抚养、由谁监管可能影响着一个孩子的成长轨迹。在夫妻反目对簿公堂,当天灾人祸之下抚养权不得不移转的客观现实面前,法官的一次法槌敲动可能决定了一个孩子的未来。为此,每个法官都应在有利于"未成年人生活成长"的这一裁判准则的基础上,综合全案情况,严格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谨慎裁判。笔者挑选司法实践中几则案例,与大家一起细细品味此类案件中的法律规定、法官裁判思路与心理。     

传销抑或创新:太平洋直购案的法律解析

太平洋直购案表面上看是与传销有关的刑事案件,其实并非如此简单。太平洋直购创造的新型电子商务模式及其设计的未来返利型商品,与普通商品、证券、期权和期货均同中有异,是一种全新的带有浓重金融属性的特殊商品。这种未来返利型商品有利有弊,好处是有利于刺激经济发展,促进就业,问题是可能造成较大的经济泡沫,从而损害投资者的利益。太平洋直购收取的交易保证金涉嫌非法集资,但其与传销并非同一命题。对此类电子商务模式创新,通过加强金融监管来应对才是最佳的出路。     

英国欺诈犯罪侦诉机构改革与启示

英国打击欺诈犯罪的侦查和起诉机构包括反严重欺诈办公室、金融服务管理局、皇家检控署内的反欺诈犯罪起诉部门、打击严重和有组织犯罪局等,种类繁多.如此多的机构存在案件管辖交叉、各机构关系复杂且缺乏合作等问题,而包括反严重欺诈办公室在内的一些机构集侦查权与审查起诉权于一身也备受质疑.英国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加大了机构的调整力度,增强了国内外机构合作的深度(包括信息共享),适当控制权力的扩张并寻找机构间配合与制约的平衡点,理顺各机构关系等.这些都为我国的侦查和审查起诉机构改革,尤其是在权力的重新配置上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