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犯罪人分类模式的比较与优化

共同犯罪人定罪量刑的科学解决,有赖于刑法对其正确分类。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导致各国刑法在对共同犯罪人分类上的不同。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探讨各国在共同犯罪人分类上的优劣,倡导共同犯罪人分类的二元论立法结构模式,将有益于我国共同犯罪刑法立法的完善。     

浅论真正不作为犯与不真正不作为犯

按照大陆法系国家传统的分类方法,不作为犯可分为真正不作为犯(又称纯正不作为犯)和不真正不作为犯(又称不纯正不作为犯)。二者在形式上有近似之处,本文对其加以分析,以期能更好地认识二者之间的区别。     

《就业促进法》给百姓平等就业权

《就业促进法》是一部事关国家全局和社会持续、协调发展的法律。促进就业的政策要上升到法律规范的层次，在现阶段还不可能用别的法律替代。因为就业压力不是短期内形成的，也绝对不是短期内可以解决的，它需要采取长期有效的，相对稳定的法制措施，让它法制化，具有非凡意义，而且具有紧迫性。     

中止犯的立法及其刑罚理由

中止犯是在犯罪过程中行为人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一种特殊停止形态。关于中止犯值得探讨的地方很多,对它的立法理由,即使之犯罪化的理由进行探讨,关系着该种犯罪构成形态存在和设置的合理性和实践意义,立法理由的充分和合理代表着我国法律制度的合理和完善。通过对国内外中止犯立法概况和学说争议的分析和梳理,对为什么要设立中止犯、中止犯减轻或从轻的理由又是什么做出阐明,对理解和适用中止犯的有关规定具有重大作用。     

南亚地区合作现状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世界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和冲击。世界各国，特别是同一地区内的国家，为应对时代的挑战，并在新世纪谋求最有利的地位，积极寻求和平、发展与合作，加速了地区合作的步伐。南亚七国在地理上相对独立，作为“地区”（region）的概念具有地缘上的独立性和当然性。然而，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因素，该地区最大的两个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长期处于对立状态，地区认同缺失，地区合作进展缓慢，南亚地区主义尚未形成。     

合同诈骗罪若干问题探究

一、如何认定“非法占有目的”合同诈骗罪是理论上的目的犯,即以一定的犯罪目的作为犯罪构成必备要件的犯罪。在目的犯中,特定的目的是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重要标准。就本罪而言,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是认定合同诈骗罪的关键。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应当根据其是否是刑法所规定的具体行为,并综合考虑事前、事中、事后的各种主客观因素进行整体判断,作出司法推定。在司法推定时,应全面考察行为人以下各方面的客观因素:第一,看行为人是否具有签订、履行合同的条件,是否创造虚假条件。这些条件的有无,可以反映行为主体的心理…     

行为犯、结果犯、危险犯通说概念的反思与重新界定

我国刑法学界对犯罪既遂成立标准的观点有: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犯罪目的实现说和犯罪结果发生说。本文认为,犯罪既、未遂的确认标准应是犯罪行为是否给刑法所保护的合法权益造成实害。由此,我国刑法分则对犯罪的规定并非以既遂为模式。     

论公证的本质

公证的本质是公证最根本的属性,是其各组成要素之间相对稳定的联系,是其自身独有的内在规定性。公证是以社会系统化信任为基础的、以公信力为核心要素的、程序化的权威证明活动。公信力、系统化信任、权威性、程序化应该是公证的本质。     

城管执法的权威与困惑

当前,我国城管执法问题凸显。加强并完善城管立法,合理配置城管执法的职责权限,回归城管机构的行政机关性质,明确城管执法人员的公务员身份,既是合理有效回避城管执法现实尴尬的题中应有之意,也是积极、正确应对城管执法难题的当务之急。     

不能犯未遂理论新探

我国理论通说和司法实践均一致认为未遂犯包括能犯与不能犯两种类型,即不能犯均属于未遂犯。但事实上,不能犯虽然在通常情况下成立未遂犯,但仍然存在例外情况,原有理论需要进一步细化和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