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统一商法典》对中国商法发展的启示

《美国统一商法典》被认为是西方世界最先进的商法 ,是商法跨入现代商法的时代标志 ,其现代性表现为美国调整市场交易的法律是内外一体的 ,是与国际交易规则相对接的。我国对《美国统一商法典》经验的吸取 ,更多不是具体法律制度、条文和形式 ,而是把注意力集中于其所体现的现代商法的精神上 ,这是具有实质意义的。因为我们一旦掌握了商法的现代化精神 ,就可以在对传统商法精神的整合中处于主动状态 ,就可以有效地抵制来自传统商法精神的排斥、侵蚀和破坏 ,主动采取有计划、有步骤地化解措施 ,借鉴现代商法精神 ,实现我国商法后来居上的目标…     

试论忘却犯的行为性

忘却犯是指负有防止危害结果发生义务的人因为疏忽大意的过失而未尽职责致使该结果发生从而构成的不纯正不作为犯。忘却犯是历来确定行为概念时不得不面临而又最难逾越的障碍。只有将行为定义为“体现了主体的心理事实、能对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身体动静”方可正确地说明“犯罪是行为”这一命题。     

公罪与私罪--中国古代刑罚政治观

中国古代在法律中规定公罪和私罪,是以维护正常吏治为目的的。吏治如何,关系到王朝的兴衰。明代的统治者在吸取前代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有关的法律,增加了公罪与私罪的律条,而在一些诰、令、例等条文中也做出了相应的规定。由于条文的复杂繁多,彼此之间还有相互矛盾之处,更由于公罪与私罪的界限不清,使公罪与私罪在法律实践过程中有了千变万化的状态。公事犯罪虽有检举之条,但遇有重大事故,连坐总是难免的;私事犯罪则不然,私罪是个人之事,不会牵连到其他人。正因为公罪与私罪的差别,许多案件本应该定性为公罪,却被定性为私罪,使本来还有公正可言的公罪与私罪的法律变得不公正,不但失去其应有的效能,而且还给官吏“黜陟用舍”的弄权带来了莫大方便,败坏了社会和官场风气。     

不能犯的可罚危险判断

不能犯,是指行为不能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造成现实侵害的状况。不能犯应否构成犯罪,是不能犯的根本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存在的将不能犯全部作为不可罚的非罪的观点与将所有的不能犯均作为犯罪的观点处于对立的两极,而这样的两极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即使是最极端的观点,也不认为将迷信犯作为犯罪合理(成罪的场合),或者将所有的非实害犯均当作非罪的理论观点与立法例合理。依据社会一般人的认识进行事前判断,同时考虑行为人的特别认识作为危险的判断标准是合适的。划分一般的未遂犯与可罚的不能犯相区别的主张,对不能犯在处罚上轻于一般未遂犯是合理的。     

苏共意识形态为什么会发生"一夜之变"

苏共意识形态为何“一夜剧变”,这是苏共时期以来在意识形态领域实施封闭性,以及颂扬斯大林主义的结果。这一历史现象,并不违背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相对稳定的原理。     

论我国刑法中的骗购外汇罪

骗购外汇罪是 1997年刑法修改后的一个新增罪名 ,为了在实践中正确理解与适用该罪名 ,文章分析了骗购外汇罪的四个构成要件 ,即该罪的客体是国家的外汇管理制度 ;客观方面表现为四种行为方式 ;主体为一般主体 ;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并分析、探讨了该罪的立法沿革及处罚问题。     

谈公证业务的服务性

外资银行一系列合同的出现，给公证机构出了道难题，也给公证业提出了新的课题。一些率先登陆中国市场的外资银行，受英美法系契约自由的影响，再加上对中国法律的陌生，制作了一系列所谓的“霸王合同”，违反了我国的法律，并剥夺了合同相对方一系列的权利。在这些合同申请公证时，因其内容不具备可以公证的条件，公证处就选择了拒绝公证。这样，虽然公证质量提高了，责任也减轻了，但当事人的权利失去了保障，社会的经济秩序不能得到规范，公证的服务性也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公证作为一项新兴的服务性行业，具有社会公益性。公证的宗旨是服…     

从绝对理想走向相对主义－论“排除合理怀疑”刑事证明标准的确立

证明标准是指诉讼中对案件事实等待证事项的证明所必须达到的要求或程度。诉讼证明的结果是裁判认定事实的依据和适用法律的前提,证明标准如何确定,是任何诉讼都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证明标准既决定着案件处理的宽严程度,同时还为承担证明责任的诉讼主体卸除证明责任提供客观依据。刑事证明标准不仅关系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加快县域经济发展

县域经济是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的区域经济，县域经济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和能动性，是功能较为完备的综合性经济体系。县一级是宏观与微观、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连接点，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政权巩固的基础，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改革之评述

作为在行政机关之间重新配置行政处罚权的制度设计,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改革在我国已历时十年之久,这项改革虽然对提升城市管理水平有所助益,但困惑甚多。在行政法学的视野中,这是一场成本过高收益甚低的“吃力不讨好”的改革,是一个缺乏人文关怀、违背法治行政基本精神的冒险之举。从我国行政法民主化的发展趋势上看,这一改革尝试应当尽快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