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给付不能制度体系之考察

我国给付障碍统一构成要件规则来自于德国"不履行"理论,但合同法并未统一法律效果,也未根据法律效果结构请求权基础,履行不能的制度功能并未因为统一构成要件而消失.在履行不能制度功能上,由于免责事由规定过窄,出现了债权人与债务人利益失衡的情形,而且没有规定对待给付当然消灭规则.在履行不能类型上,没有规定自始不能、部分不能、暂时不能、人身不能等规则,对此需要通过理论继受加以补充,在法律上还要明确经济上不能与情势变更之间的关系.在履行不能与瑕疵担保规则、风险负担规则竞合的情况下,应优先适用瑕疵担保规则、风险负担规则.     

有关继续犯几个有争议问题的研究

继续犯是刑法理论中存在争议较多的一个罪数形态。继续犯必须是犯罪行为与不法状态同时继续，时间继续的长短并非确定继续犯的唯一要素。继续犯和状态犯有所区别。     

读者来信

投保人只能在法定期间向保险公司索赔；暴力犯能否假释按新《刑法》实施后所判的刑期而定；没有共同故意，就不能认定为共同犯罪。     

作为组织支配的正犯后正犯：支配型共谋的德国理解

对于参与共谋者,最终没有着手犯罪实行行为的,应该如何承担其刑事责任,存在很大争议;不应一般性的承认共谋共同正犯,而应该将以＂共谋＂的共同参与区分为支配型共谋与对等型共谋,相应确定不同的参与人类型;德国学理和判例创立＂正犯后正犯＂法范畴,并运用基于有组织的权力机构的＂组织支配＂解释其间接正犯性,通过展现德国该问题域的实践进路、理论论争和最新发展,为在中国语境下解释组织支配和寻求处理支配型共谋的中国路径提供经验图景。     

《唐律》中共犯人的分类及其现代借鉴价值

《唐律》中的法定共犯人种类只有首犯和从犯，教令犯和胁从犯均不是法定的共犯人种类。区分首犯和从犯的标准主要是看造意与否，特定身份、特定情况下的客观因素亦可起到区分作用；特别严重的犯罪以及亲自才能实施的犯罪则不分首从。《唐律》中的共犯人分类具有科学性，其区分首从的标准与犯罪支配理论具有相似性。现行刑法的共犯人分类以及区分的标准都可从《唐律》的规定中吸收合理的因素。     

《唐律疏议》"知而犯之谓之''故''"辨正

《唐律疏议》中“故”有六种用法，其中两种表示犯罪的主观意图，即“故纵”之“故”与“故杀”之“故”。张斐《晋律注》释“其知而犯之谓之故”，后世律学注释奉为圭臬。从法典渊源与律文疏解来考察，“知而犯之”仅指《唐律疏议》中“故纵”之“故”。“故杀”之“故”应用其疏解“无事而杀”。“知而犯之”与“无事而杀”非指一事，不应混淆。唐律中“无事而杀，是名‘故杀”’延续了魏、晋律注“无变斩击”的注解模式并在唐律注解中将之细化。     

浅析可持续发展下的本体教育

教育是以人为本的经济、社会、自然可发展的根本大计，教育的社会制约性和相对独立性、教育所具有的促进人及社会发展的功能等事实表明教育也存在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不仅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的可持续发展更为基础、更为关键，而本体教育对实现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经济法中奖励制度下调制成本相对降低的法理探析

奖励由于其中浸含着价值极高的无形财产,因而其并不必需有太多有形财产。由于奖励制度所营造的博弈环境既可使调制主体和调制受体都更趋向于依法行事,又可使本应由调制主体支付的部分调制成本经由弱势调制受体而转嫁给强势调制受体。因此其可使调制成本得以相对降低。当然,上述功效的切实发挥有赖于奖励制度满足一些必要前提。     

法理学视野中的法官自由裁量权

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定位是司法改革中的重要问题。作者从法理学的角度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了较全面的探讨。文章首先分析了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内涵 ,基于此 ,作者接着从哲学、法学和实践的角度对法官自由裁量权进行了考察 ,并对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根基进行了分析 ,最后就如何缓解法官自由裁量权中个性化的涉入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试论“超越承担过失”

“超越承担过失”是犯罪过失中的一类特殊形态,在注意能力方面有别于一般的过失,在当代社会背景下对其展开研究显得尤为必要。在中国大陆过失犯理论中,对此问题进行研究也是可行和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