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行政检察”》专题报道之一 行政检察:精绘“案结事了政和”的路线图

行政争议是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活动中与行政相对人、利害关系人发生的争议。“解决行政争议,事关‘官民和谐’,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是行政检察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过去一年,行政检察部门开展了“加强行政检察监督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专项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本期专题,带您走进“行政检察”,了解开启“案结事了政和”的检察密码。     

论给付行政下的行政合同

给付行政又称服务行政,是指政府给予公民法人利益和便利的行政活动,是相对于规制行政,即通过限制行政相对人的权利、自由以达到行政目的而言的。虽然给付行政作为一法学范畴首创于德国,但是给付行政所包含的内容即政府提供社会福利,设置公共设施,清洁环境,医疗保险等,已经涉及且涵盖于现代大多数国家的行政活动范围之内,成为了当然的事实。     

政府应当戒掉行政审批之“瘾”

从行政法的角度讲,行政审批通常属于行政许可的范畴,是指行政机关通过颁发证照的形式依法赋予行政相对人为某种行为的资格。行政审批是政府行使行政权力进行公共管理的重要方式,客观地讲只要存在资源的稀缺性,行政审批就不可或缺,合法有效的行政审批行为在客观上有利于政府加强宏观管理、保障公共安全和维护公共利益。问题的关键是,政府应当正确处理好行政审批与市场、企业之间的关系,使行政审批做到既不要缺位也不要越位。     

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检察路径

<正>行政诉讼法将解决行政争议确立为立法目的之一。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应当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依法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积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参与社会治理。一、检察机关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的目标（一）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行政争议经过行政处理、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一审、二审乃至再审等诸多环节,     

对我国表见代理制度的研究

表见代理是一种特殊的无权代理。法律设立表见代理制度旨在保护善意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交易安全,建立安全、高效的经济运行机制。我国目前的表见代理制度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格式条款使用人的单方变更之规范构建

长期定型化交易中,格式条款使用人对格式条款的内容作单方变更有其必要性和实践意义。我国《合同法》与《民法典合同编(草案)》未对其制度化,故有必要从原理及规范上予以解释与补充。格式条款的单方变更之正当化基础可依据格式条款使用人预先保留单方变更权内容的"变更条款",亦可基于法政策的考量。之于前者,"变更条款"应受到格式条款的一般效力规制且符合相对人的可期待性,以实现对相对人信赖的保护。之于后者,应参考情势变更原则之于司法实践的类型化适用确立"变更必要性"明确的适用范围。为使格式条款的单方变更产生拘束相对人之效力,应构建相对人的利益保护机制。实体规范上该变更应符合"相对人的一般利益"或达到"合理性"要求。程序规范上,格式条款使用人应履行通知义务及相对人享有脱离变更后合同的解约权等救济措施,从而实现相对人知情权、选择权及对等权利的保护。     

公司越权担保行为中相对人善意的认定标准

公司对外进行越权担保的行为,会影响正常的交易秩序以及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关于越权担保行为是否有效,理论界存在不同的学说,随着《民法典》的颁行,相对人是否善意成为判定担保合同是否有效的关键要素。相对人善意与否,主要看其是否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关于这一义务,通常认定为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形式审查。但是,关于审查的具体范围,以及举证责任的承担,仍是司法实践中尚未统一的部分,因此本文对相对人善意的认定标准进行探讨,以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行政协议应否继续履行的审查

【裁判要旨】在行政协议履行过程中,行政机关对约定内容事先没有作出明确界定,协议签订后又不能作出合法有据的解释,此种情形下应作出对行政相对人一方有利的解释,以防止行政机关借签订协议之名侵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公安机关行政执法过程中执法相对人权益保障问题研究

在我国,由于公安机关行政执法中一些法律法规不明确,民警执法水平及自身素质存在差异,执法监督不完善,导致公安机关行政执法过程中存在侵犯相对人权益的现象。应加强和改善公安机关行政执法过程中对执法相对人权益的保障,坚持"理性、平和、文明、规范"的执法新理念,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完善责任追究体系,推动公安民警队伍将"立警为公,执法为民"落到实处。     

公务员信义义务的理据分析与立法设想

传统行政法原则认为公务员与国家之间是一种特别权力关系,强调公务员的绝对服从,漠视了公务员个人的私权利,信托关系理论则认为,公务员与国家和行政相对人之间是一种信义关系。根据这一理论课以公务员信义义务,对义务的履行有明确的适用条件与判断标准,既可弥补传统公务员义务的不确定性,又可在其履职懈怠或公务侵权进行追"责"时进行司法裁判,从而避免行政问"责"的模糊性。构建公务员信义义务体系,应通过诚信道德立法提升公务员履行信义义务的法治化水平,通过权利保障立法建立起公务员履行信义义务的职业风险防范制度,通过行政课责立法健全公务员违信责任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