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相对安全理念背景的互联网金融法律模式研究

互联网金融的出现带给广大投资者新的发展契机,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市场经济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借助于现代互联网技术可以突破传统金融市场的空间限制和时间限制,为金融市场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和机遇。由于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时间较短,在法律层面上并没有较为明确的界定。因此需要通过对互联网金融的相关概念、特征进行全面分析研究,分析其在发展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各种法律风险,并结合互联网金融特有的特点提出解决策略,从而促进我国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     

数字背景下德国滥用市场力量行为反垄断规制的现代化——评《德国反限制竞争法》第十次修订

《德国反限制竞争法》拥有成熟的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禁止滥用相对优势地位规制二元体系,其在第十次修订中加入了拥有竞争相关数据对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的影响、拒绝开放数据接口行为如何适用必要设施原则、中介平台的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禁止具有跨市场竞争显著影响力的超级平台滥用行为等回应数字时代市场竞争新特点的条款.我国《反垄断法》修...     

毛泽东国家安全思想的四维论析

毛泽东国家安全思想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国家安全战略的规划、实施和调整提供的重要理论和实践指导,从理论、历史和实践三个向度上展现出鲜明的生成逻辑。其以“独立自主,不容别国干涉内政”为基本原则、“巩固国防,防止帝国主义侵略”为前提条件、“以生产建设为中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为物质基础、“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衔接社会主义革命”为重要保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国际统一战线”为外部条件、“加强社会主义教育,防止和平演变”为有力措施。其历史贡献在于维护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主权安全,守护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领土安全,团结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各民族间的关系,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思想的体系。立足于新时代,毛泽东国家安全思想带来了坚持党对国家安全事业的绝对领导、以人民为中心推进国家安全治理、落实国家安全制度、激发治理效能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启示。     

西部地区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的路径选择——基于西部X市的实地调研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抓手。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改革作为现阶段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主要方式,在实践中存在两种改革模式：“三集中三到位”和“一枚印章管审批”。通过对西部地区X市开展实地调研,从公众满意度和政府职能转变双重视角出发对比两种模式,进而探讨“一枚印章管审批”同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适配性。分析可得“一枚印章管审批”改革模式更适宜在西部地区推广,但需要谋划建立科学机制以实现高效审批和审管联动。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涉治安不稳定人员的管控

针对当前的安全形势,习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战略思想,要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确保国家安全从而为我国的改革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而治安不稳定人员的管控工作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一环,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面对新形势需要对治安不稳定人员概念及其分类做进一步界定,准确分析当前治安不稳定人员的管控不足。对治安不稳定人员的管控工作,应转变管理思想,加强预防工作;明确管控范围,采取针对性的管控措施,以此维护社会稳定,为总体国家安全打下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周边外交70年:继承与创新CSSCI

中国周边是大国战略博弈和利益交织最为密切的地区,也是大国外交的中国特色最为凸显的领域。新中国成立70年来,周边外交在理念和实践上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既具有内在的继承性,也呈现出鲜明的创新性。从体系观、安全观和秩序观,可以观察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的周边外交理念与实践。体系观是对周边国际体系的认知,包括周边在我国外交大局和发展全局中的地位与作用;安全观是对于我在周边安全利益,以及如何维护和促进周边安全的认知;秩序观是关于构建和维护周边体系的原则和规则的根本看法。“和而不同”、“和平共处”和“协商合作”是新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体系观、安全观和秩序观,在外交理念和规范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和传承特征。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学习习近平同志有关重要论述的体会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站在时代和全局的高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安全发展两件大事,创造性地提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战略思想,采取组建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实施《国家安全战略纲要》、出台《国家安全法》及相关法律、设立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等一系列重大举措,实现了我国国家安全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创新与发展,为切实维护我国国家安全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坚强保障。     

基于亚洲新安全观的克什米尔问题解决方案

自1947年印巴分治以来,克什米尔问题始终是困扰印度与巴基斯坦关系的核心问题,其间战争与冲突时有发生,不仅阻碍了印巴关系的正常发展,也对地区安全稳定造成极大威胁。为了解决克什米尔争端,各利益攸关方提出了多种应对方案,其中最重要的尝试包括来自印巴双边的谈判方案、联合国的公投方案和外部大国的介入方案。鉴于克什米尔问题的复杂性,以及随着时间推移而出现的印巴国力差距持续拉大以及由此而来的认知和心态的重大变化,加大了问题的解决难度,使得上述三种应对方案或尝试均陷入困境。因此,基于现实,寻求合理的解决方案是印巴双方以及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而中国积极倡导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突破传统安全观的束缚,提出全新的安全理念,可以为克什米尔问题的解决提供可能的地区性解决方案,值得印巴双方重视。     

新安全观与中国和东盟的安全困境

针对世纪之交东亚地区安全与区域一体化形势的发展,中国于2002年7月向东盟地区论坛提交《中方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方的安全观念和政策主张。这些观念与东盟当时的地区安全观彼此相容,为本世纪头十年双方关系的全面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然而,随着近年来东亚地缘局势的变化,东盟的地区安全观出现重大转变,中国与东盟在地区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实现地区安全的基本条件以及维护地区安全的方法等方面均产生较为严重的分歧。在此情况下,东盟对华战略疑虑不断上升,一些国家开始大力提升军备并寻求区外大国的帮助和保护,这又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相互契合,形成东盟与美国合作共同抗衡中国的战略态势。由此而来,中国和东盟之间出现一定程度的安全困境,对双方关系的全面发展形成严重障碍。为了巩固有利于自身和平发展的周边环境,中国须调整和补充新安全观的具体内容及表现形式,对其进行及时"升级"。具体而言,需要在坚持新安全观核心思想的基础上,重点促进地区各国对利益相系、义利相融这一原则的共识,主动消除东盟对中国的战略疑虑,不断扩大双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意识,从而逐步超越中国与东盟的安全困境,使双方关系重回全面包容性合作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