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治安拘留制度的历史演进、现实考量及未来展望

近年来,我国的治安拘留制度一直颇受学界关注和外界质疑。回顾制度发展史,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拘留条款设置较多是基于近现代违警法律制度的历史沿袭,治安拘留制度所发挥的功能始终聚焦于维护社会秩序和国家政治安全、惩处特定违法行为,以及保障罚款的有效执行。治安拘留制度未来的改革应坚持稳中求进,在现有制度之下可以通过构建相对独立的法制审核机制,实现对治安拘留的有效监督,从源头上减少执法隐患;与此同时,还应逐步嵌入与个人信用挂钩的新处罚种类替代治安拘留的部分功能,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加入WTO与中国产业发展

加入WTO对中国经济将产生全面而深刻的影响,这一影响既包括积极的方面,也包括消极的方面;既存在短期影响,也存在长期影响。这些影响集中反映在产业发展的环境上。也就是说,随着加入WTO,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产业发展将面临全新的环境。     

罪刑法定原则适用的基本问题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 一般认为,罪刑法定原则的含义是:什么是犯罪,有哪些犯罪,各种犯罪构成条件是什么,有哪些刑种,各个刑种如何适用,以及各种具体犯罪的具体量刑幅度如何等,均由刑法加以规定,对于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不得定罪处罚。③概而言之,“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一）“罪刑法定”之“罪”的含义 依据1997年修订的刑法第三条的规定,我们认为,“罪刑法定”之“罪”,是指法律事先明文规定的犯罪行为。而且,从罪刑法定原则的历史演进来看,罪刑法定原则中“罪”应指法律事先明文规定的犯罪行为。较为明确地阐述罪刑法定原则的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贝卡利亚曾指出:“只有法律才能为犯罪规定刑罚,     

制定政府集中采购目录要体现科学化精细化

首先,制定政府集中采购目录要体现国办发[2009]35号文件以及即将出台的《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精神。去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管理工作的意见》（国办发35号文件）,文件提出“坚持应采尽采,进一步强化和落实依法采购的要求,明确要加强对部门和单位使用纳入财政管理的其他资金或使用以财政性资金作为还款来源的借（贷）款进行采购的管理;     

非刑罚处罚司法适用情况调查与法理研究

非刑罚处罚措施在实践中极少被适用。由于我国《刑法》第37条规定的非刑罚处罚方法并不丰富,"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等条件设置缺乏量化内容,导致非刑罚处罚的标准非常模糊。检察机关是非刑罚处罚刑事适用的当然主体。非刑罚处罚适用条件包括犯罪情节轻微性、刑罚处罚豁免性、非刑罚处罚必要性等三方面内容。非刑罚处罚适用范围应按照合法性原则界定,只有刑法规定应当或者可以免除刑罚的情形,才能予以适用。     

中亚国家区域一体化进程评估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亚国家积极参加各种区域合作组织。按照中亚国家之间的相对价格构建衡量中亚区域一体化进程的指标体系,可以发现1996～2007年中亚国家之间的区域一体化呈现出分化、整合、再分化、再整合的发展态势。从总体上看,进入20世纪之后,中亚国家的区域一体化程度明显增强,但是与四国统一经济空间的一体化程度相比,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这说明中亚国家仍然需要不断提高区域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论德川身份等级制中的“差别”现象

德川身份等级制既是统治秩序,又是职业体系。由于其在政治与经济领域、权力与财富领域的二元分离,使士、农、工、商四个等级间的差别与各等级内部的差别呈现出各不相同的特点。德川身份等级制具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但它内部却酝酿着有利于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     

中国贫困治理演进逻辑与相对贫困治理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消除贫困摆到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围绕脱贫攻坚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和战略安排,构建了新时期减贫治理体系。党的十九大以后,党中央在聚焦消除绝对贫困的同时,提出要巩固脱贫成果、形成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中国减贫治理进入新阶段。从理论上看,深度贫困与相对贫困既先后递进、又相互依存、甚至可以相互转换,治理深度贫困为治理相对贫困提供了制度借鉴,治理相对贫困又可以巩固当前扶贫成果;从实践来看,消除深度贫困与着手解决相对贫困同等重要,必须聚焦打好脱贫攻坚战和继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不断发展和完善脱贫攻坚制度体系,提高减贫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