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流放岁月：人生如手肘中，能屈能伸

宋神宗熙宁七年，苏轼在杭州任通判期满后，主动要求到山东密州（今诸城，宋时辖胶西、高密、安丘、诸城、莒县五县）任职，担任该州的最高长官“知州”。当时的密州是个贫穷山区，经济萧条，文化落后，百姓生活困苦，政府官员的薪俸也很低。这与有“天堂”之称的杭州不啻天壤之别。正如苏轼在《超然台记》一文中所写：     

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重构

在刑事诉讼中,证明标准贯穿着整个刑事诉讼证明过程的始终。刑事诉讼主体收集证据、审查证据、判断证据等活动都需围绕着证明标准而展开,因此,建立一个什么样的证明标准体系关系着证明主体的利益,也直接影响着诉讼的整个进程。笔者意在借鉴英美法系的"排除合理怀疑"和大陆法系的"内心确信"理论基础上,结合我国诉讼文化和实际情况,提出构建"多维"的刑事诉讼标准。     

论刑事证明标准

刑事证明及其标准的内涵,是具有主观思维活动性和具体法律行为性的有机统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质量互变规律",即"质、量、度"三维度,进一步探析刑事证明标准可以得出刑事证明标准的"质",即为标准性--法律真实(传统法律真实和现代法律真实);刑事证明标准的"量",即为标准化--主观法律真实和客观法律真实及其层次化建构;刑事证明标准的"度",即为现代化.     

法治星空下的法官问题

法治是当今制度改革的最大热点。法治社会里,法官作为"社会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守卫者,其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本文通过对应然与实然、能动与保守、实体与程序、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四个问题的阐述,来细化法律法治星空下的法官问题。     

程序的独立价值与司法工作的评判标准略论

法治社会对司法有极大的需求和极高的要求,司法的建设和发展对法治的进步有重要意义。本文从程序的独立价值出发,首先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对程序的独立价值进行了阐述,随后以程序的独立价值为视角,分析和批判了目前追求事实真实和人民群众满意的司法工作评判标准,认为追求法律真实和人民群众的信任才是司法工作的批判标准。     

对身份不明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侦查羁押期限应有限制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第二款规定,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侦查羁押期限自查清其身份之日起计算,但是不得停止对其犯罪行为的侦查取证。对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也可以按其自报的姓名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实践中,公安机关对不讲真实姓名、住址以及自报身份尚未查清的犯罪嫌疑人的侦查羁押时间总是以身份不明为由随意计算。对于故意不讲真实姓名、住址的成年犯罪嫌疑人侦查羁押期限自查清其身份之日起计算无可非议,但对于身心尚未完全成熟的未成年犯因身份不清而任意对其关押并不妥当。因而,笔者认为…     

网上被“卖身” 弱女子泣血讨公道

王小媛今年36岁，家住郑州市二七区。两年前，发生了一桩离奇的网上“卖身”案。那时，王小媛还是一家艺术学校的美术教师，由于是独身，工作之余的她喜欢上网查资料、聊天。在王小媛眼中，网络是虚拟的，也是现实的，因为现实生活中的人，在网络上大多时候表达着自己的真实思想和喜怒哀乐。     

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重构

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公布与实施,民事诉讼确立了新的证明标准,然而作为与公民权利尤其是人身权利联系更加密切的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在构建上落在了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后面。事实上,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其本身的缺陷和不足也是比较明显的。因此,比较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在刑事诉讼方面的证明标准,重构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已经迫在眉睫。     

“世外梨园”记

我国东晋时的大涛人陶渊明曾在其情景交融、流传千古的《桃花园记》中，描绘了一个与世隔绝，未曾遭受过战祸和灾荒，安乐而又美好的地方。后人借“世外桃园”指不受外界影响的地方或幻想中的美好世界。一千五百八十多年前，陶渊明看破世态炎凉和官场上的凶残险恶，梦想远离现实，无拘无束、怡然自得地过一种孤云野鹤式的闲适生活。     

论民事证据的认定及自由裁量权

证据制度是民事诉讼的核心。文章探讨了证人证言和鉴定结论这两种证据的具体认定规则；进而通过分析认为，相对于“主观真实”和“客观真实”而言，“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有其积极的价值，但也容易导致打着“自由裁量”和“自由心证”的幌子行擅断和鱼肉百姓之实，以致影响法律的尊严，破坏法制的统一。本文对证人证言和鉴定结论证据的认定以及法官在证据认定中的自由裁量权均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