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前中期中国共产党的民主观探析——以《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社论为核心的分析

20世纪40年代前中期,强调和弘扬"民主精神"、"民主与团结"、"民主第一"等成为中国共产党言说民主的主旋律。在颂扬英美自由民主传统和精神的号角下,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批判国民党破坏民主团结的理论和实践,另一方面尤为注重树立在思想文化、基本人权和政治体制领域的民主要求,其认识实现了"破"和"立"的结合。然而,由于特殊的历史大背景,此期中国共产党的民主观尚未真正成形,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民刑交叉视角下商标刑事保护边界研究

民事救济与刑事制裁均是保护商标权的有效手段,对两种保护方式的加强使二者在范围上产生了重合的趋势。加强商标权的刑事保护,应当从降低犯罪门槛入手,而不应增加商标犯罪的行为类型。盲目扩大商标刑事保护范围反而会降低商标符号资源的配置效率,不利于营商环境的优化。基于民法与刑法所保护法益的差别,二者应当在规制的对象、行为方式和行为程度上有清晰的界限。商标刑事犯罪的对象应当以获得注册为条件,包括商品商标、服务商标、集体商标和证明商标。假冒注册商标罪的判定中不存在"混淆可能性"标准适用的空间。通过新设罪名的方式对仿冒等一般侵权行为进行刑事制裁亦不可取。降低数额在罪量因素中的权重,可以在明确民刑保护界限的同时,加大对商标犯罪的打击力度。     

编户齐民与中国“大一统”国家形态的构建

"大一统"是中国古代政治的重要特征。秦汉"大一统"国家形态的形成,是政治和社会转型的结果,尤其与编户齐民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总体上看,编户齐民对于"大一统"国家形态的建构具有空间和时间上的双重意义:从空间上看,编户齐民能够显著提升国家统治能力,从而为建构一个超大规模的中央集权型国家实体提供社会基础;而从时间上看,编户齐民与"大一统"国家形态之间的内在张力,使得"大一统"国家形态并不能长久维系,而是每隔一段时间便会呈现周期的变动,从而形成"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周期律。探寻编户齐民制度的产生及其政治效应,不仅有助于厘清中国"大一统"国家形态的形成机理,也有助于从社会基层的维度深化对中国长周期政治演化规律的认识。     

当代西方政治思潮与坚定社会主义信念

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基础上。当代西方政治思潮作为与社会主义对立的思潮,已经通过各种途径对我国的意识形态产生了深刻影响。当代西方政治思潮的研究重点与古典西方政治思潮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转变,但是却未能改变当代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与解决其基本矛盾,社会主义必须吸收其精华,但同时也要坚信社会主义经过一个长时期发展后必然取代资本主义。     

构建和谐社会的宪政解读

从文意上理解,"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被理解为执政党对我国社会发展模式和目标的确认,构成人民对政府的企盼和政府对人民的义务.和谐社会的发展模式必须内化为整个法秩序的价值追求,也就是"和谐社会"的法规范化,因而必须寻求宪法的基础,即和谐社会的"入宪".与宪政结合在一起的民主程序已成为最有效的社会安定装置,建构和谐社会所要求的高效政府,只有通过宪政的平衡才能够预防政府权力的滥用;人权保障是和谐社会价值轴心;建设中国特色的宪法实施制度是"和谐社会"的关键性制度装置.     

试述张鼎丞对福建苏维埃政权建设的贡献

张鼎丞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是福建省苏维埃政府首任主席。他早年从事农民武装运动和苏维埃政权建设,积累了丰富的武装斗争经验和先进的政权建设理念。在担任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后,他结合闽西苏区实际,提出了一系列以民为先的政权建设主张。可以说,张鼎丞的政权建设理念,为共产党科学执政实践、为苏区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论商法

本文按照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对诸多涵义和意义迥异的“商”法概念做了澄清,认为社会经济发展造成“商”与工以至农、金融。教科文卫间的行业壁垒消失,法对于泛商化社会条件的反应就是民商合一,同时由国家保障公共产品供应、维护经济协调运行和发展的需要所决定,“商”还冲出民或私的领域,成为经济法的有机组成部分。文章指出,由于英美法向来不拘公私、民商之分,有包容行政、“民、行（政）”不分的真正的“大民事”,所以其“经济法”实在很发达,没有“经济法”而不需要经济法,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ｌａｗ也不是什么商法。大陆法系的商法则已在公、私冲突和交融之中寿终正寝,需要由“经济法”来协调和融合公与私,以免公、私理念和制度在对立冲突中两败俱伤。因此,商法并非实际的法部门和法现象,但不妨在一般私法或不严格的意义上使用“民商法”或“商法”的提法。     

对完善我国现行权力制约机制的思考

要完善我国现行权力制约机制,必须从加强公民权利即人民群众对国家权力的制约以及建立权力机关内部与相互之间的制约机制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