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视角下“港独”意识的流变及其应对

国家安全本质上是一种情境感知状态。香港本土意识历史流变的过程,不同程度、不同角度的展示着国民安全的感知特征。而当激进本土主义走向极端化、"港独"意识抬头时,不得不系统地反思其兴起的安全因素。就香港本体安全感知而言,其经济安全、政治安全与文化安全的公众意识决定着"港独"意识的走向。而"港独"意识一旦成型蔓延,容易诱致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方面的安全风险。必须予以积极审慎的态度,重启政改议程、灵活推进国家安全立法以及以"政治引导"重塑"行政主导"的管治格局,藉此以提升香港公众安全指数,亦确保国家政治与主权安全目标的实现。     

切实提高中小企业科技创新能力

<正>中小企业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张家港市现有中小企业8500多家,占全市工业企业总数的99%以上,创造了全市47%左右的财政税收,提供了75%以上的就业岗位,在拉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促进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提高中小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切实增强其抗风险水平和核心竞争力,对于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创新驱动具有重要意义。一、合力增强全社会科技创新意识。加强和改进科技创新服务,充分发挥政府相关部门的职能作用,积极推进科技     

技术监管：智慧社区大脑新型风险监测与处置模式建构

传统的政府社会监管模式是一种基于信息不对称和信息收集过程缓慢、部门沟通与协作困难的孤岛式人工处置模式。智慧社区大脑系统通过构建基于"家庭—楼道—小区"的"神经元"式风险感知系统、基于条块协作的"神经中枢"式全面联动响应系统以及基于流程再造的高效事务处置系统,推动了集风险感知、联动响应、高效处置于一体,融事先预防、事中处置、事后改善于全过程的新型政府社会监管技术化监测与处置模式的建构。基于技术手段的运用,以区域化治理为中心,技术监管通过搭建技术化的综合监管平台,推动了技术工具与科层组织的深度融合与双重再造,打通了线上和线下的分割状态,实现了信息支撑数据、数据引导流程再造的动力机制重构,进而促成了块块主导、条线融入、条块协作、多方参与、硬件与软件配套的新型基层治理体系与政府社会监管模式的生成。     

黄明在全国应急管理工作会议上强调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重要论述 全力防控重大安全风险 奋力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1月6日至7日,全国应急管理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应急管理部党组书记黄明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重要论述,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着力防风险、保稳定、建制度、补短板,全力防控重大安全风险,奋力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全面建设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队伍,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从行政管控走向风险治理：中国风险应对体系建设的发展历程与逻辑

2019年底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让中国公众感受到了风险社会的洗礼与挑战。如何有效地建设国家风险治理体系,提升风险治理能力,从而构建一个高效能的风险应对体系,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任务。结合西方风险社会和风险治理的相关理论,本文回顾了中国风险应对体系建设先后经历的行政管控、风险管理、应急管理、应急治理和风险治理五个阶段,对每个阶段在治理主体、治理对象、治理工具和治理理念方面的主要特征进行了归纳,并总结了这五个阶段的四大发展趋势,即治理主体从单中心走向一核多元,治理对象从单一风险走向综合风险,治理工具从简单走向丰富,治理理念从以“个案事件”为中心走向以“系统风险”为中心。同时,本文对强调市场失灵、舆论应对和利益集团的西方传统的风险应对体系建设的“三角理论”框架进行了分析,认为其不能有效解释中国的风险应对体系建设发展的逻辑,提出应当将其重构为包含党政体系的风险自主性、市场转型的风险重构以及社会群体的风险感知的“新三角理论”框架。结合我国风险应对体系的现状与问题,本文还从风险评估、风险预警、风险管理和风险沟通四个角度分析了当代中国风险治理体系所面临的挑战,提出了...     

人工智能嵌入政务服务:赋能、风险及治理

作为一种新兴技术,人工智能日益广泛地应用于政务服务中,不断驱动政府服务理念革新、促进政府服务方式和服务手段的智能化发展,有效提高了政务服务效能。但同时也要看到,人工智能存在的算法歧视、数据缺陷、技术审查难等问题给政务服务带来了技术至上、数据安全、行政伦理等方面的风险。为此,必须通过强化顶层规制,防范技术风险;完善人才保障,保障数据安全;增强组织韧性,规范行政伦理等途径来规避或克服其风险,更好地发挥人工智能推动政务服务创新的积极作用。     

亚太经济一体化背景下跨境破产的区域合作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签署进一步推动亚太地区投资与贸易的自由化,跨境破产案件将逐渐增多,鉴于各国跨境破产国内立法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形成区域合作多边机制是破解难题的有效路径。亚太自贸区跨境破产区域合作注重与国际规则对接的同时,应兼顾成员国法律传统与司法制度的特点,在区域内构建以承认与协助主要破产程序为中心的司法协助制度,厘清与界定外国破产程序和破产判决概念,明确主要破产程序的效力与管辖权确定标准,统一承认与协助外国破产程序的审查规则与程序规则,保证区域内跨境破产司法协助的确定性与可预见性。认同平行破产程序在现阶段解决跨境破产争议的合理性,在区域内推进形成主从程序协调机制。建立法院间交流与合作机制,促进跨境破产案件在区域内的高效审理。     

企业破产财产司法疑难问题解析

破产财产是破产程序起动和运行的基础,是破产企业能否得到公平清算的重要环节。如何界定、处理破产财产不仅关系到破产企业的利益,而且关系到债权人通过破产程序分配实现自身利益的程度。在破产审判实践中经常遇到破产人控制的财产是否属于破产财产的具体界定及处理问题。本文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相关疑难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从全球风险社会到人类安全共同体：理论进阶分析

全球性风险和安全问题是当前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全球风险社会理论通过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阐述了现代社会的风险特征,以及在现代风险挑战下传统制度的解构和风险治理机制的瓦解,并探寻由自反性现代化向世界主义迈进的路径,以应对这些风险和挑战。文章剖析了现代风险社会理论的要点,提出了该理论应对全球风险存在的局限性,认为我国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当中有关人类安全共同体的论述,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倡导以人类整体利益为导向,以发展为基础,以共商共建为原则、互利共赢为目标,实现了对现代风险社会理论的超越,为人类社会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     

易扶安置区风险链: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社会稳定风险的一个解释框架

易地扶贫搬迁初期,政府和移民对贫困认知存在分歧,搬迁便意味着风险环境酝酿。生活过渡期,由于政府扶持政策的脱节,移民的生计存在可持续困境,加之被激活的发展渴求,风险便被移民感知,谨慎抵抗抑或自助便成常态。而在社会放大机制下,这些不稳定要素便有了酿成社会稳定风险的可能,表现出“风险环境—风险感知—风险行为—社会放大—社会稳定风险”的风险传导链特征,呈现出双向传递性、集聚性和扩散性。如此,为实现安置区的稳定发展,应加快构建易扶安置区社会稳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做好风险评估,并有针对性地探索形成基于安置区特征的有效治理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