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强度:影响因素与中国的应对策略——基于Divisia分解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1991~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比较了世界七大地理板块国家碳排放强度演变趋势的特征,并运用对数均值迪氏分解法将碳排放强度分解为能耗强度、能源碳排放、能源结构等几方面,并进行影响因素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碳排放强度在大部分地区呈现出递减趋势,特别是北美洲、欧洲等经济发达国家板块的降低趋势明显,碳排放强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能耗强度的影响;中国的碳排放强度具有高而降低快的特点,需重点从能耗强度与能源结构方面入手,以实现降低碳排放强度的目标。     

北京市一次能源消费的碳排放因素分解实证研究

定量分析和测算能源消费的碳排放,是全球气候变化研究领域重要的基础工作之一.从目前中国国内相关研究成果及动向看,还没有研究针对北京的碳排放因素进行定量分解,使得北京低碳城市建设难以制定针对性强、可操作性好、可考核性高的温室气体减排计划.本文基于1999-2008年时间系列的统计数据,采用对数平均权重分解法,对北京一次能源消费的碳排放因素进行定量分解,定量测算了北京碳排放影响因素的贡献度,得出经济发展是北京人均碳排放增长的主要拉动因素,能源效率是北京人均碳排放增长的主要抑制因素,能源结构对减少北京人均碳排放量贡献力不大的结论.     

“双碳”背景下推动城市绿色发展

推进“双碳”工作是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突出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是顺应技术进步趋势、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城市承载着我国60%的常住人口,碳排放量占总量的70%以上,必然在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扮演更重要角色。当前,现代城市越来越重视集约节约、绿色低碳发展。江苏作为我国经济大省,城镇化率达到73.44%,更有条件积极推动城市绿色发展,将绿色低碳理念融入现代城市治理体系中,通过空间、产业、交通、能源等各方面的调整,改变大量建设、消耗、排放的发展模式,提升城市宜居指数。     

碳排放权的法律多重性——基于分配行政论的思考

当前，学界关于碳排放权的性质界定观点纷呈，不论是“非权利说”或“许可说”还是各种性质的“权利说”,在解释碳排放权生成及交易运行过程中的问题时皆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弊端。关于规制碳排放权的制度实践也因缺乏明确的理论指导而陷入不明或杂乱之境。鉴于此，宜引入分配行政的理论，从分配行政视角对碳排放权的构造加以解读并予以制度塑造。碳排放权是行政机关基于对碳排放总量控制而进行纵向分配的产物(以配额为载体的初始分配),而碳排放权交易则是基于行政分配的碳排放额度而展开的横向市场分配(二次分配)。对于行政主管机关而言，碳排放权及其配额的确定应定性为行政确认；对于碳排放权及配额持有人而言，其权利则具有特殊的财产权属性，同时亦负有“清缴”等义务。这一定性，不仅有助于理解碳排放权的阶段性特征以及附条件的转化过程，厘清各方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还能够对碳排放权的分配、交易和监管等过程给予有效的方法论指导。     

碳排放数据造假民事公益诉讼规制研究

碳排放数据造假案件蕴含着特殊的司法规制需求。碳排放数据核算具有科学的方法学机理，实践中出现的碳排放数据造假行为可分为碳检测报告数据造假行为、碳排放报告数据造假行为和碳核查报告数据造假行为三类。除了行政规制这一主导手段外，司法实务中出现了借助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错误尝试。要反思环境司法权向行政权的过度扩张、任意扩大环境公共利益的内涵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理论与实践中的盲目“扩疆”现象，简单套用这一制度会面临司法规制对象的差异性、规制目的的不一致性、规制制度的割裂性等理论与制度隐忧。摆脱困境，首先要明确碳排放数据具有秩序功能，继而弄清碳排放数据监管秩序破坏的内在机理，进而确立碳排放数据造假类民事公益诉讼的理念与实现逻辑。具体路径上，以“碳排放数据监管秩序恢复理论”为指引，构设出具有“差异化的启动条件、特色化的构成要素、创新性的裁判执行”的碳排放数据造假类民事公益诉讼制度。     

“生态环境过载”作为一种“文明变量”：一种生态文明史观

自工业革命打破地球碳循环平衡，人类社会进入高碳时代。科技的发展提高了自然资源的利用率，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加速了资源消耗和碳排放，这使得人类文明日渐陷入“生态环境过载陷阱”。从长时段文明史的视角来看，人类文明作为命运共同体正面临着严重的可持续性危机，这也对构建全球治理体系提出了紧迫的要求。尽管中国率先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提供了一个普遍性的解释框架，但由于世界范围内国家中心主义的深刻影响，使其在实践中难以超越全球治理目标与现代民族国家利益优先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面对全球日益紧迫的“生态环境过载”危机，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核心的生态文化史观和数字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日臻成熟，为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探索可实现路径。借助中华文化“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等传统生态文化观念，结合日益发达的人工智能技术，探索培养文化观念和技术相融的结构性文化生态理论，建立人类文明体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共识以及全球性的生态环境治理观，方可形成21世纪创新全球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的理论基础。     

我国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碳减排效应研究

基于2006-2019年中国28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DID）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碳排放（总量和强度）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结果表明：（1）实施智慧城市试点政策有助于降低城市碳排放总量和排放强度；（2）智慧城市试点政策推动企业生产过程绿色化和提高工业生产效率，是促进城市碳减排的两个重要中介机制；（3）智慧城市建设对碳排放的抑制效应在东、中、西部存在差异；（4）智慧城市试点政策未能有效促进资源型城市的碳减排，而对非资源型城市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5）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科技支出、人口密度、外商投资四类城市特征在智慧城市建设对碳减排产生影响过程中发挥了正向协同作用。     

习近平在首个全国生态日之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社会行动起来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积极传播者和模范践行者丁薛祥出席主场活动开幕式并讲话

新华社杭州8月15日电在首个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是关系民生福祉的重大社会问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要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注重同步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以“双碳”工作为引领,推动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持续推进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绿色低碳 公园城市高质量发展题中之义

“双碳”目标为城市建设、绿色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当前成都正处于加快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的进程中,如何促使公园城市与“双碳”目标相互助力、相互赋能,不断推动经济绿色转型发展,实现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相互脱钩,是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都所面临的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