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缴制度下（非破产情形）股东出资义务的加速到期研究

2013年的公司资本制度改革,给股东以及公司债权人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让如何更好地平衡公司内部自治以及债权人的关系,充分保障债权人的利益这一话题再次引起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关注,也让如何更好维护债权人利益问题再次成为大家的关注焦点。本文基于实务中出现的大量非破产情形下债权人请求股东加速出资,以维护债权人利益的案件,根据法院的审判思路,提出了认缴制度下（非破产情形）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可行性以及构成要件分析。     

破产管理人针对欠缴出资的追收

追收欠缴出资是破产管理人履职的重要组成部分。且近年从责任主体角度来看,有从股东责任向高管责任、第三方责任扩大的趋势。从管理人勤勉履职角度,也必须区分违反出资形式的类别,分析对应的责任范围与承担主体,探讨在诉请设计上面临的一些具体问题。在合法的前提下,合理且妥善化解各方矛盾。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程序的问题及优化路径

为了提升修复生态环境损害的效率和成果,我国于2015年出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试点方案》）。在该方案中,将磋商增设为生态损害赔偿诉讼的前置程序。本文在归纳、分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中磋商程序的基础上,找出运行该程序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希望对制度的有效运行做出贡献。     

董事ESG监督义务的法理逻辑与规范构造

ESG风险已经成为公众公司当前与未来面临的重大挑战。设置董事ESG监督义务不仅是应对ESG风险的重要制度安排,而且契合新时代公司目的的转向,有助于预防化解重大ESG风险,并能够弥补其他ESG促进机制的不足,因而具有充分正当性。尽管ESG属于新兴事物,但根据董事监督义务适用范围的双阶框架,设置董事ESG监督义务具有坚实法理基础。我国应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中明确设置董事ESG监督义务,并阐明其内涵。具体而言,董事负有ESG风险识别、建立和维护ESG风险信息和报告系统、事后调查处置ESG风险等义务。同时我国还应对董事ESG监督义务进行体系化构建,要求公众公司分别在董事会、经理层、部门、员工、利益相关者等维度构建落实董事ESG监督义务的组织体系。     

经营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归责问题

经营者在经营场所对消费者、潜在的消费者或其他进入经营服务场所的人之人身、财产安全依法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经营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的性质是过错责任,经营者过错的判断在“合理限度”范围内承担安全保障义务。     

董事勤勉义务判断标准比较研究

董事勤免义务判断标准的界定,关涉公司股东与董事之间利益冲突的平衡,如何激发董事的最大热情为公司利益服务,又避免其懒惰、疏忽而损害股东权益,法定一般客观标准与公司章程的补充细化相结合,同时加以商业判断规则之辅助,则为最佳的选择方案。     

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说

马克思、恩格斯毕生都在关注和思考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对于人、自然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提出了极为丰富的社会生态学和人类生态学方面的科学思想。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说为我们深入理解和贯彻科学发展观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继承并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说。     

以不作为方式参与他人犯罪的责任归属

不作为参与问题的解决应同时从共犯论和不作为犯论的进路出发,并统合于法益保护原则之下。立足于因果共犯论,只有当参与行为所引起的法益侵害危险在他人的犯罪结果中现实化时,才能让参与人承担共犯的责任,这一原理共通地适用于作为参与和不作为参与。由于不作为参与不具有像作为参与那样的物理促进力,因此不作为参与人原则上成立帮助犯。不作为参与的作为义务来源受制于侵害原理。在不作为参与人、作为正犯、被害人的三角关系中,不作为参与人与被害人的关系决定了作为义务的来源,而不作为参与人与作为正犯的关系决定了作为可能性的有无及其程度。     

论合同附随义务违反的归责原则与法律后果

附随义务是债务人基于诚信原则,为维护债权人的固有利益,在给付义务之外所负担的必要注意及保护义务。在判断附随义务存在与否及其履行与否等问题上,债务人主观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而附随义务的违反以过错为归责原则,这符合附随义务的性质、目的及交易实践。违反附随义务,债务人应当承担债务不履行责任,其最主要者,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于例外情形还可成立强制履行和违约金责任,及构成合同解除之原因。     

妨害传染病防治案件的刑法适用与实践考量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在司法实践中较少适用,但却是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法律防控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罪名。依法防控需要从法律适用和实践两个维度,准确适用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相关规定。在法律适用层面,需要重点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及其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区分进行分析;在实践层面,需强调办理妨害传染病防治案件应注意坚持证据裁判原则、积极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做好释法说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