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与天道及其法理学意义

儒家之礼概括和总结了自三代以来社会规范体系中的内部逻辑证成。礼在法律规则和社会关系中的外化表现为礼制,内化形态为礼义。礼制是律己、敬人、慎行的最基本要求和最直接表现;礼义是个体生活的理想信念,同时也是家国治理的基本纲领,是蕴含于各项制度中的精神原则,二者由表及里共同发挥着作用。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法律体系的源泉和基石,礼上承天道,下资治世,是世俗法律的正当性来源。礼为社会秩序的创设与维护提供基本范式和隐性指引,自身在时代变迁中既能与时俱进,又能坚守恒久价值。作为个体的立身之本,礼陶冶人文情怀,是教化民众的政治培基。礼从天道、秩序、教化三个方面发挥着根本性作用,构建起古代社会的礼法系统,成为律法的渊源和纲领,从而将天道规律转化为世间的具体规则,并推动天道与治世二者的精妙结合。     

俑义考述

迄今学界关于俑的各种解读,如踊、勇、用、蛹等,均不能准确反映俑的本义。同时,一些与俑有关的名词,如动物俑、兵马俑等,亦甚随意,对于正确理解俑义徒生干扰。经认真梳理传世文献和地下材料可知,俑实是借偶以行偶人之义,并拟人以为陪葬,故非像人之物不在其列。     

传统德治经验的启示与借鉴

中国古代的德治思想从产生到发展,从萌芽到建立起完整的理论体系,不仅在理论上伴随着历史的脚步不断演进,而且在实践中也得到了广泛推行。尽管中国历史上的德治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具有不可克服的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但对封建统治者具有约束和警示的作用,并在封建制度所能允许的范围内保护了下层民众的利益。同时,客观上对于中华民族注重道德理想,形成礼仪之邦亦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研究和借鉴古代德治的经验,有助于当前"以德治国"方略的实施。     

中国法制“镂之金石”传统及特质

传统金石学研究多将金石视作整体。在当今的学术研究中，金石学的研究对象却分属于不同学科，以致考古学和古文字学多关注金文，历史学研究侧重于墓志，社会史学者偏向于碑刻。这种剖裂式研究使中国法制“镂之金石”的传承特色难以彰显。本文旨在以金石学的视角，对比金石法律文献研究之优长，考察“铭金”与“刻石”法律纪事的关联，进而揭示中国法制“镂之金石”传统的“礼制”和“公政”的特质，并以此展示中国古代法制文明的别样风景。     

夏商礼制演进小议

礼产生于氏族社会,至夏代时逐渐有了法的性质,礼制由此产生。到商朝时,礼的法律化进一步的加强,与"法"相互配合对社会进行控制,此时的礼制已日趋的完备,并为西周礼制的成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花好月圆同欢庆 万家团圆共和谐

中秋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人们把月圆当作团圆的象征,中秋月圆被视为亲人团聚的日子,故中秋节又被称为"团圆节"。根据我国古代历法,农历八月十五日,在一年秋季的八月中旬,故称"中秋"。一年有四季,每季又分孟、仲、季三部分,三秋中第二月叫仲秋,故中秋也称为"仲秋"。周代已有帝王秋天祭月的礼制。     

克已复礼为仁——孔子对礼制文化的解读

日本东京有个东照宫，东照宫的马厩有一幅木雕，通过三只用爪子捂耳、掩口、蒙目的猴子，宣示孔子“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视”的“克己复礼为仁”主张。东照宫是供奉日本最后一代幕府江户幕府的开府将军德川家康的神社，建于1617年。宫中以中国传统文化为题材的雕刻，出自中国工匠之手，不仅体现了中日间的文化交流，也反映出儒家思想在日本的影响。     

“引礼入法”困境之探索

每一种社会形态下的法律思想,都一定有其特有的社会背景和观念基础。就眼下中国而言,正在以高速发展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这种发展深入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法制建设方面,具体引进、吸收、应用西方先进法律体系时,结合中国现状,却出现了一些现代法治理念"水土不服"的情形,简言之就是产生了情与法的冲突。在此背景下引入其他价值体系来解决中国本土实际问题是有必要的,即"引礼入法"来填补现代法治体系与本土民间生活的真空地带,但也不可否认这一举措的开展将面临的困境,也是本文图讨论的关键。     

儒家思想与礼制——兼议中国古代传统法律思想的礼法结合

本文主要探讨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核心--礼的产生与秩序化,儒家因为对礼的追问而得出仁学思想。作者通过对儒家思想的追本溯源,认为礼的起源与礼所象征的秩序等级的确立和深化是儒家思想确立与完善的基石。作者通过对儒家的秩序和平理论;儒家思想中的礼与法;孔子"道德金律"的伦理学意义等几部分的论述,来考察儒家思想与礼制的渊源关系。     

唐代道教丧葬礼制初探

唐代道教已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丧葬礼制。本文对唐代道士染病弥留阶段的关怀礼制、身亡善后阶段的丧葬礼制和服丧制度都作了较为详细的阐释。本文还对唐代亡故道士的遗产处置及唐代道教的丧葬礼制的薄葬特点做了分析和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