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主要照顾者与我国老年人对社区服务需求的研究

通过分析2010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的数据,本文探讨了家庭主要照顾者对我国城乡老年人社区服务需求的影响。主要照顾者被分为五类,即配偶、儿子、女儿、儿媳和其他人。配偶和儿子在我国城乡老年人照顾者中所占的比例最高;儿媳在农村老年人主要照顾者中占的比例较高。对各种社区服务有需求的农村老人的比例高于城市老人;城乡老年人对上门看病和上门护理服务需求最高。回归结果表明,被配偶和女儿照顾的城市老人对社区服务有需求的可能性较小;被女儿照顾的农村老人对社区服务有需求的可能性较低。这说明被不同照顾者照料的老年人对社区服务的需求有显著差异;被儿子、儿媳和其他人照料的老年人很可能是今后我国老年社区服务的主要对象。     

推动家庭暴力告诫制度的实施

一、家庭暴力告诫制度是一项探索实践。2012年11月,省妇联主动提议并商请省公安厅在全省选定了18个乡镇、街道作为试点地区,尝试通过书面形式对家庭暴力施暴者进行告诫,省妇联、省公安厅为此还联合组织了专题培训,开展了专题调研,与法律专家座谈告诫制度的法律依据和性质定位,与试点地区派出所民警探讨告诫制度的流程和规范,并实地考察了告诫书对施暴者教育与震慑的实际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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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探推理游戏家庭凶杀案家庭中发生凶杀案是件令人伤心的事情,而如果是自相残杀所引起的,就更令人悲痛。一个四口之家便发生了这样令人难过的谋杀案。调查结果是这样的.一对夫妇和他们的一儿一女中,有一个人杀死了另一个人,第三个人是谋杀的目击者,第四个人是从犯。此外,这四个人中:1.从犯和目击者是异性。2.年龄最大者和目击者是异性。     

法律程序构建的基本逻辑

要构建一部较为完善的刑事程序法,立法部门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刑事诉讼立法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在于对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做出适当的平衡,避免国家权力的滥用,防止公民权利受到任意的侵犯。为此,立法部门需要认真考虑刑事追诉权与司法裁判权、执行权与裁判权的分离与制衡问题,维护被追诉者一的     

董开军：司法公信需要良好的司法环境维系

司法公信出了问题既有内因也有外因，是内外原因交织作用的结果。认识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面对司法公信萎靡的现实，我们不宜简化为主因、次因之论。辩证地看，内因或基础也好，外因或条件也好，都是十分重要、不可或缺的。事物的发生发展，既是自身运动的结果，也是既定外力施加影响的结果。就司法公信凸现出来的诸多问题而言，有司法者不公、不廉的一面，也有司法环境不佳、不利的一面，这两个方面各算各的账，不应混为一谈。讨论司法公信低落或缺失的成因，需注意避免两种倾向：一是把内因或基础方面的事情归结为社会问题或司法环境不佳；二是把外因或条件方面的事情归结为司法自身问题或司法不公。     

The Rule of Protecting Essential Derived Varieties in UPOV1991 and It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实质性派生品种保护规则是UPOV1991新规定的内容之一,也是UPOV1991应对生物育种技术发展的一项有力措施.通过实质性派生品种保护规则,UPOV1991将品种权保护范围延伸至受保护品种的实质性派生品种,既强化了对原始品种育种者利益的保护,减少了植物育种创新剽窃的发生,也实现了原始品种权人与实质性派生品种权人的利益平衡.研究实质性派生品种保护规则,对于中国决定何时加入UPOV1991,如何在生物育种技术背景下激励育种创新能力的提高,确保中国种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甘肃地区反家庭暴力应对措施研究

一、甘肃地区家庭暴力现状家庭暴力是家庭冲突的一种极端方式,是破坏社会和谐家庭和睦的毒瘤,是一个久治未愈的社会痼疾,其危害之大、不言自明。据全国妇联调查,中国2.7亿个家庭中,30%存在着家庭暴力。因家庭暴力每年有10万个家庭解体。甘肃地区由于经济和文化都较为落后,因而,甘肃地区的家庭暴力问题更为突     

“他者”的中国与日本海洋国家身份的建构

中国是日本海洋国家身份形成过程中持久和最重要的"他者"。冷战结束后,伴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亚洲首次出现两强格局。在政治和知识精英主导下,日本分别建构了中国的"安全关切"、"安全威胁"和"敌人"意象,并通过"去中国化"和"污名化"中国,完成了自身海洋国家身份的建构,进而将其战略化为重要的国际博弈工具。日本海洋国家身份及其战略化,是日本对自身身份与道路的自主选择和国家生存与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符号化的国际政治斗争话语。随着中日海上力量的共同崛起及其战略的"海洋转向",中日海洋竞争将会加剧,也预示着中日海洋战略将会相互观照和塑造。     

“上帝之死”与“元宇宙热”——一个拉康主义分析

晚近关于元宇宙的讨论热度极高。在拉康主义开启的分析性视角中,此种“元宇宙热”始于一种越出符号秩序的死亡驱力,这意味着元宇宙的“崇高化”。进而,从现代性与互联网两个层面的“上帝之死”背景出发,可以发现：在现代性宣告“上帝之死”后,上帝无法再作为大他者之具身为人提供神学安慰,迈向元宇宙实乃人在自身“崇高化”过程中的“创世”冲动与自我确证。在赛博空间中,“不存在上帝,一切都不被允许”,但这一退却的“上帝”将在元宇宙中以数字大他者的面目返场,人因此倾向于下降为数字“白痴”。这样一来,迈向元宇宙的行为可能是一次“造神”而非“创世”。     

法治政府建设中的人民法院：问题与再定位

人民法院在新发展阶段高质量法治政府建设中的角色定位,既关系到行政审判制度的发展,也影响到法治政府建设的进程,是全面依法治国实践中的重大课题。具体而言,人民法院在法治政府建设中应该有三重角色：作为法治政府建设的监督者,人民法院应当守护依法行政的底线,践行行政诉讼制度的初心使命;作为法治政府建设的支持者,人民法院应当服务涉政中心工作,拓展行政诉讼制度的治理功效;作为法治政府建设的助力者,人民法院应当促进领导干部法治思维的养成,强化行政诉讼制度的政治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