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NAFTA对征收的法律控制

征收历来是国际法的重要问题之一.NAFTA第11章第1110条对征收作了专门规定,其在继承西方传统标准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扩大了对投资者的保护,但该条对有关概念并未给出明确的界定标准,这使得对征收的理解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存在相当大的灵活性.     

行政规划初论

行政规划作为一种新类型的行政活动,它是一种面向未来的行政设计。根据行政规划的内容、法律效力和隶属关系,可以划分出具有不同类型的行政规划。将行政规划作若干类型化的区分,并在此基础上设计不同的法律救济程序,有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权益。     

论“强县扩权”的宪法空间——基于宪法文本的思考

在"强县扩权"政策先后成为诸多省份行政区划改革的强音之时,探究宪法为其预留的空间,有利于发掘这项政策的宪政价值。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宪法沿革与法律更替,逐步肯定将辖县权仅授予"较大的市"的行政区划宪定格局。但伴随着"市管县"体制全面推广,辖县权几乎普及到所有的地级市,这使一些地区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也给宪法秩序留下了败笔。从这个角度看,"强县扩权"政策扮演了为行政区划纠偏,进而贯彻其宪定格局的重要角色。     

行政诉讼判决形式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在面对社会现实的发展时,暴露出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在行政诉讼判决形式上也是如此,行政诉讼判决形式已无法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政治体制的制约、立法的不成熟、对行政诉讼规律认识的不足等因素是造成行政诉讼判决形式出现问题的原因。所以,有必要对其进行调整和完善。在保留撤销判决、履行判决、变更判决、驳回判决、确认判决等判决形式的同时,逐步舍弃维持判决,并引入新的判决形式,这样就可以使行政诉讼判决形式更为全面和完善。     

信赖保护与相对人授益权的实现

信赖保护原则作为政府行为的道德底线、行政法治化的内容和经济效益的需求,有助于实现授益行政行为的预期目标。信赖保护可以并且应当体现在授益行政行为过程中的多个环节,比如本着诚信原则作出授益行政行为,不得随意改变其依据,非经法定程序不得任意撤销和废止授益行政行为等等。     

中国现代性法学话语的时空坐标

中国现代性法学话语的时间坐标,应当着眼于“后礼法”这样一个关节点。在“后礼法”时代,既要认真对待“礼法”时代之“礼”在“后礼法”时代的历史遗留物,更要积极应对“后礼法”时代本身对于中国法学提出的挑战。中国现代性法学话语的空间坐标,应当从“中国与西方”这种传统的法学空间图式,转换到“中国与世界”这一新的法学图式中来。在传统的“中国与西方”图式中,现代性的中国法学话语主要是由西方法学来定义的,在“中国与世界”图式中,现代性的中国法学话语主要是由世界法学来定义的。通过建构中国现代性法学话语的时空坐标,有助于中国法学树立起自我意识与自主观念,承担起为世界法学做出“中国贡献”的责任。     

“行政处分”与“民事法律行为”之关系——作为规定功能的法概念

初创时期的德国行政法借用民事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来建构其核心概念——行政处分,行政处分因而成为行政法上的法律行为;作为“规定功能的法概念”,法律行为与“私法自治”原则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在公法上也可以成为实践“依法行政”原则的手段。为了适应扩大诉讼救济范围的需求,行政处分概念与民事法律行为理论发生分殊,成为行政法上“法的行为”(Rechtsakt)。在社会法治国、行政国家的背景下,行政处分概念出现了向民事法律行为回归、“阶段化行政处分”等新的发展趋势,以克服传统行政作用方式的“僵硬性”。中国的行政法亦创设了类似于行政处分的具体行政行为概念,但由于对德国法上行政处分与民事法律行为源流关系的疏于整理,在相关的研究中出现了脱离学术传统、随意创设的局面。对这两个概念源流关系的梳理可以对国内相关的研究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     

一个在黑暗中传递光明的人

医生和护士都叫她“苗苗”。 2岁的苗苗已经睡着了。睡在医院的病床上。妈妈陪在她的身边轻轻地拉着她的手。     

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和谐社会建设——阳泉市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与思考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阳泉市委、市政府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市社会发展全局,旗帜鲜明地提出建设“富裕阳泉、文明阳泉、生态阳泉、诚信阳泉”的工作思路,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步伐,全市出现了经济增长势头强劲、文化艺术繁荣、社会治安稳定、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可喜局面。一、经济的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阳泉市作…     

论民法上恶意串通行为之效力

我国民法上关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行为无效之规定,系在前苏联民法立法和理论的影响下产生的,该规定不具体分析当事人与第三人的利益关系,也不区分行为人意思表示之真实与否,这样一项极其含糊的规定,在实践中极易被曲解和误用,其实际效果必然与立法初衷相悖,是一项不合理的规定,故在今后我国制定民法典时应予取消,对于涉及第三人利益的法律行为之效力,应当斟酌具体情况,加以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