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侨华人在"反独促统"活动中的优势和作用

近年来,海外华侨华人利用自身优势,积极开展"反独促统"活动,日益呈现出组织化和规模化的趋势.这对于遏制"台独"势力,增进海外华侨华人与台湾同胞的沟通、团结与友谊,争取所在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和平统一大业的理解和支持,都起到了特殊重要的作用.     

试论交通肇事逃逸重复评价的禁止

某市人民检察院收到一起交通肇事案件，该案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因犯罪嫌疑人在交通肇事致一人重伤后逃逸，应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公安机关以犯罪嫌疑人构成交通肇事罪移送审查起诉。对于本案，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1月10日作出了《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认为构成交通肇事罪；一种意见认为本案不符合《解释》的规定，对交通肇事逃逸不能重复评价，不构成交通肇事罪。可以看出，本案的争议实质上是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的内涵及适用等方面的争论。     

《刑法修正案(九)》中职业禁止"从其规定"的适用新解

《刑法修正案(九)》增补的刑法第37条之一第3款规定"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对其从事相关职业另有禁止或者限制性规定的,从其规定",理论界对"从其规定"的理解存在不同观点。从法律解释方法的综合运用和归谬论证的角度可以得出刑法规定的职业禁止措施与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职业禁止措施并行适用是"从其规定"唯一解释的明确结论,这种并行适用是通行的法律允许状态,而非单个案件的必然结果,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可行性,且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     

行政诉讼变更判决的规范分析

行政诉讼变更判决是适应司法实践发展和实质解决行政争议的产物。行政诉讼变更判决的适用范围有进一步扩大的空间,主要是针对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行为作出时间的变更。在区分"损益型款额"和"受益型款额"的基础上,"行政处罚"的款额和"其他行政行为"的款额确定应适用不同的审查和变更标准。"行政诉讼撤销判决"与"行政诉讼变更判决"存在竞合,法官在衡量诉讼效益、减少诉累、举证责任、行政便宜等价值和目的后选择是否适用变更判决。基于"原告型第三人"的考虑,行政诉讼变更判决规范对"禁止不利变更原则"例外条件的规定是不够完善的,"禁止不利变更原则"的例外有进一步扩大的空间。     

禁止重复起诉之本土路径

禁止重复起诉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但理论化和系统性的提炼不足。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47、248条之规定为禁止重复起诉制度在我国的体系性构建提供了契机。"禁止重复起诉"的称谓选择既表明了其与相邻概念的逻辑关系,也实现了其在诉讼系属中与判决确定后两阶段的内涵整合。禁止重复起诉制度不宜纠缠于矛盾裁决的防范,更非实现纠纷一次性解决的最佳路径,而应定位于加强程序安定性的本土价值考量。重复起诉行为的识别,可因地制宜地选取"二要件说"识别标准,诉讼标的这一要素仍应回归旧实体法说。具体操作中,更须着眼于立体化程序设置目标,对相关规则进行修正和完善,并明确重复起诉行为的审查路径和规制措施。     

法治中国视野下的邪教犯罪及其治理

邪教是邪恶的说教,是邪恶势力形成的犯罪组织。在我国司法语境下,邪教与邪教组织是可以通用的概念,邪教犯罪是对邪教组织引起的犯罪案件的一种指称归类。邪教犯罪现象不易根除,它是信仰型犯罪,涉及人的精神状况和价值取向,是精神方面的病理现象;它是有组织犯罪,具有反社会的本质属性。当前我国邪教犯罪,具有组织形式多样、涉案地域广、主体结构复杂、侵害法益广泛等特征,应当准确划定邪教行为的犯罪圈,解决犯罪主体适格问题,并在现有的法律体系下,编织一套以宪法及相关法为中心,囊括社团登记、宗教管理、出版管理等行政法律法规以及金融、税收等民商、经济法律法规在内的严密法网,将邪教犯罪消除于萌芽状态。     

毛泽东将知识分子从“劳动化”到接受“再教育”

正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一直把知识分子当作革命的同盟军。建国后,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在三大改造完成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偏见有所发展,最终发展成了要求"知识分子劳动化"和接受"再教育"。关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毛泽东有双重判断标准,一方面是从经济地位的角度出发,认为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另一方面又从政治思想状况上把知识分子划归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行列。这种划分上的双重标准导致了毛泽东对待知识分子态度的不稳定。     

运用侦查谋略迅速突破职务犯罪案件的思考

正随着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呈现出更智能化、隐蔽化和复杂化的特点,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能力也更强。侦查人员想要快速突破案件,就需要恰当而巧妙地使用侦查谋略,以发现、揭露、证实犯罪,查获犯罪嫌疑人。一、职务犯罪侦查谋略的概念及必要性谋略是指在竞争对抗活动中,决策者判断形势,制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适用疑难问题解析

正本文案例启示:《刑法修正案(七)》对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认定更为严格,"传销"在具体内容上不包括团队计酬型传销。即使存在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也不能据此否定传销活动的性质。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的范畴要大于传销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判断时需谨慎考量。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中的"情节严重"不是定罪情节,而是量刑情节。传销是中国特有的名词,是伴随着直销这一营销模式进入中国内地而出现的,其在我国的法律规制经历了从最初的无法可依到全面禁止、有条件许可,再到刑法入罪等发展过程,其内涵和外延也一直处于变化之中。正确理解适用刑法中的组织、领导传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