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

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的直接结果是被施暴者人身伤亡,构成要件结果是危及飞行安全,侵犯客体是飞行安全,主观方面包括故意和过失。暴力包括一切足以危及飞行安全的暴力;在飞行中是指在空中飞行中,不包括在跑道上滑行或停止状态;严重后果是指危及飞行安全的严重后果,不包括直接结果。     

伤害胎儿行为之定性探究

对伤害胎儿行为如何定性,国内外刑法学界存在较大争议,实践中的处理也存在较大的差异。虽然按照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对伤害胎儿行为无法定罪处罚,但今后有必要增设恶意伤害胎儿罪,即明文规定恶意伤害胎儿并致其在母体内死亡、出生后死亡或残疾的,按恶意伤害胎儿罪定罪处刑。     

杨树青等非法经营案--对非法传销行为应如何定性及处罚

本文通过选取北京市法院系统审理的典型案例,对非法传销行为应如何定性及处罚进行了详细分析,并结合案例,对司法实践中如何理解<刑法>第225条非法经营罪第(四)项规定的"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的含义,及如何掌握非法经营罪中"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规定进行了探讨.     

TRIPS协议下我国假冒注册商标罪的立法完善

依据Trips协议的相关规则和要求,完善和调整我国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机制,是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Trips协议下我国假冒注册商标罪的立法应从以下方面加以完善:将服务商标、“类似商品”、“近似商标”侵权行为和反向假冒注册商标行为纳入本罪的保护范围;改结果犯为行为犯的立法模式;加大刑法对注册驰名商标行为的保护力度。     

析侵犯著作权行为与侵犯著作权罪的衔接

2001年10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修订后的《著作权法》在第五章中增加了关于犯罪和刑事责任的规定,由于《著作权法》对侵犯著作权之犯罪行为和刑事责任规定的过于抽象,故与刑法本身规定的侵犯著作权罪产生了不相衔接的问题。本文对此问题略予探讨。     

妨害安全驾驶罪理解与适用问题研究

《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妨害安全驾驶罪,为依法惩治抢夺公交方向盘,暴力干扰公交司机驾驶车辆的行为提供了刑法上的依据,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以及刑法谦抑性原则的要求,满足了司法审判实际需要以及公众的安全需求。但是,妨害安全驾驶罪在适用过程中存在构成要件要素不明确、立法与司法解释冲突等问题。因此,应当厘清妨害安全驾驶罪设立的理论与现实依据,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通过明确“危及公共安全”的内涵、遵守司法解释的合法边界、采取“双重竞合规则”处理罪名之间的关系等措施对问题加以解决,以期对妨害安全驾驶罪的合理适用有所助益。     

虐待罪规制家庭暴力的困境与对策

面对家庭关系中的暴力犯罪,虐待罪与诸多罪种的犯罪对象、犯罪动机与量刑标准等不同,在定罪量刑方面易产生竞合与冲突,尤其是虐待家庭成员致其重伤或死亡时,对犯罪嫌疑人是定虐待罪还是故意伤害或故意杀人罪更易成为争论的焦点。同时由于传统父权意识与社会危害性理论的弊端的影响,虐待罪“告诉才处理”的原则以及轻刑化的刑罚规定,使得其逐渐丧失对于家庭暴力行为的规制力与威慑力;当下刑法应当积极发挥其在家庭暴力犯罪中的规制与预防作用,切勿对符合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罪构成要件的犯罪行为以虐待罪模糊定罪。面对虐待罪在司法实务中的适用困境,建议取消非告诉不处理的原则,拓宽封闭家庭环境中的受害者行使诉讼权的渠道,并积极将行为人的心理威胁、控制等手段纳入刑法规制体系当中,以刑罚手段预防更严重的人身犯罪。     

刑法教义学视角下的高空抛物罪相关问题分析研究

随着《刑法修正案（十一）》的施行,高空抛物行为正式进入刑法,高空抛物罪成为一项专有罪名。与此同时,在刑法理论学界针对高空抛物的解释论领域的各种争论也是如火如荼。本文从刑法教义学的视角,对高空抛物的法益归属、主观罪过形式以及“情节严重”的限缩解释进行分析评价,助力司法实践中高空抛物罪的准确适用。     

开设赌场行为的罪与非罪

为了严厉打击开设赌场行为,降低该行为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刑法修正案（十一）》提高了开设赌场罪的法定刑配置,然而,由于《刑法》对该罪名选用了简单罪状模式进行定义,导致了实践中存在着诸多关于开设赌场行为具体界定的问题。本文从开设赌场罪的概述入手,研究了该罪的犯罪构成,进而讨论了开设赌场行为的罪与非罪情形,并将开设赌场罪同赌博罪（聚众）做出了详细的比较,旨在完善开设赌场罪刑法规制体系,维护社会的善良风俗。     

自我代理订立的保险合同的效力探析——以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为例

涉及自我代理订立的保险合同的争议,在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形下,关于保险人是否有权解除合同以及不予赔付保险金,长期以来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且势均力敌的裁判意见。该两种意见对于合同效力的认定存在片面性。在保险人事前同意自我代理行为的前提下,投保人在投保时故意未如实告知;保险人的代理人故意未将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事实向保险人报告,导致保险人基于投保人的不实陈述作出了订立合同的错误意思表示,损害了保险人的利益。该行为属于相对人与代理人恶意串通损害被代理人利益的情形,或者属于相对人知道代理人滥用代理权仍与之进行交易的情形。该保险合同属于效力待定,保险人有权拒绝追认。如此处理方才真正坚持了保险法的最大诚信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