巾帼楷模：忠实践行核心价值观 最高检授予上海检察官葛海英全国＂模范检察官＂荣誉称号

2012年11月3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上海隆重召开表彰大会,授予上海市杨浦区检察院检委会委员、控告申诉检察科科长葛海英同志全国＂模范检察官＂荣誉称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市长韩正出席会议并讲话。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向葛海英颁发荣誉称号证章、证书并讲话。会上,韩正代表上海市委、市政府向葛海英同志表示祝贺,向辛勤工作在上海市检察战线的同志们表示敬意。     

这就是忠诚

我是一名山东姑娘,3年前,恰逢政法干警招录,我怀着对大别山革命老区无比崇敬的心情考取了金寨县人民检察院。去年,我从华政学习结束,回到了这块我昼思夜想的土地,加入了老区检察官队伍。一年来所见所闻,我明白了,忠诚是爱岗敬业、矢志不渝的坚守。记得去年秋天一个晴朗的早晨,我和局里老王早早来到     

阿尔夫·罗斯的权能概念

丹麦法哲学家阿尔夫·罗斯认为,权能乃是一种在法律上得到证立的,通过并依据对相关效果的宣示,从而创制法律规范(或者法律效果)的能力。就此而言,权能在本性上具有可能性、规范性、处分性、表示性;权能规范属于构成性规则;权能的理由是基于私人以及公共领域的自治。但富有争议的是,根据以其命名的"罗斯化约定理",所有其他规范性概念都能够被化约为义务概念;又由于权能规范规定了创制义务规范的程序,并使得主体负有义务根据该义务规范而行动,因而权能规范也可被化约为义务规范。然而,通过否定化、关系化、潜能化三项逻辑运算可以得出,虽然权能蕴含着潜在的义务,但是反之并不成立。义务不仅能通过权能的行使,也能通过其他行为,譬如不法或犯罪行为,得到证立。布列金由此认为,罗斯在后期从根本上改变了化约主义立场。但是,权能规范仍然可以被理解为合秩序性创制的行为规范之行为规范,具有元规则地位;只不过创制行为所体现的私人以及公共自治具有不可化约性。在此意义上,罗斯化约定理的核心部分仍然是真实的,他关于权能的立场也是一以贯之的。     

民国刑事诉讼法上的微罪不起诉制度

20世纪20年代，起诉便宜主义逐渐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律中得到确认，也很快被民国立法者所接受。在民国刑事诉讼法上，微罪不起诉制度是起诉便宜主义的集中体现，这项制度于1928年《刑事诉讼法》中首次得到确立，此后历经多次修改，在检察官作出微罪不起诉处分的考量因素和具体程序等方面得到了完善，但其适用范围则一直比较有限。在实践层面，微罪不起诉在民国时期的适用率始终偏低，因此很难充分实现其应有的价值。     

公开听证:让公平正义看得见

把司法公平公正公示与众,让司法结果更容易被公众、当事人所理解和接受,增加了群众对检察机关的信任和认同感,增强了司法机关的权威性"今天检察官几句话就把俺14年想不通的事情解释清楚了,打开了俺的心结,感谢检察院专门为俺开这个听证会!"一场听证会后,山东省惠民县农民老韩说。老韩自己也没想到,14年前的一场意外车祸,不仅让他失去了儿子,也让他本人深陷上访的泥沼之中。更没有想到,检察院会专门为他举办一场听证,不仅他理解了这个案件处理的道理,也帮助他放下"前尘",重获心里的宁静。     

“互联网+”视域下的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和农业产业化问题管窥

在我国现行土地产权制度背景下,土地细碎化使农业产业化发展受到很大制约,农产品市场上信息不对称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利用"互联网+"的形式,电商平台的信用提供以及政府的政策支持,一方面加速了土地流转;另一方面通过外部信息内部化,利用互联网实现产(生产者)消(消费者)对接,也改善了信息不对称问题,保障了农产品的质量。     

宁夏海原:弄错的罪名和刑期一起纠正了

“这两个罪名为什么不一致?”检察官指着罪犯杨某某的执行通知书和结案登记表问道。这一问,不仅问出了一起社区矫正人员罪名确定错误案,还重新算清了罪犯杨某某的刑期。近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检察院在对全县社区矫正工作进行检察时发现,罪犯杨某某执行通知书和结案登记表中的罪名与法院作出的刑事判决书不一致。检察官遂对杨某某进行了讯问,并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县法院进行核实。     

检察官主导下的协商性司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论考察

从比较法的视野上来看,协商性司法呈现出两种典型模式,即美国的控辩协商式和德国的法官主导式。与前两者不同,我国推行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在检察官的主导下进行的,检察官对协商的过程和结果起到了控制性的作用。诚然,这与我国检察官所处的诉讼地位与肩负的法律职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为了防止检察官与被追诉人在协商过程中的差距过于悬殊,有必要从转变价值观念、调整协商主体和加强司法干预入手,实现从检察官的完全主导走向有限度的主导。     

检察官客观义务与司法伦理建设

检察官客观义务是检察伦理的核心内容。实践中，检察伦理的缺失不仅会导致冤假错案和个案处理不公，而且会导致司法公信力的缺失，也无法形成良好的法治环境，对国家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形成很大障碍。检察机关应当秉持客观义务，从客观义务伦理的内在要求和现实状况来建设检察机关伦理道德，并重点关注正义精神、公平意识、公益之心、法治信仰和诚信伦理。同时，还要认真研究检察官伦理建设的有效性问题，即尊重现实人性，固守“底线伦理”；发挥示范作用，形成“引导伦理”；重在制度建设，生成“规制伦理”；协调矛盾冲突，确立“至上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