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缓起诉听证程序研究

在适用暂缓起诉的案件中,引入听证程序对于全面了解案件情况、多方听取意见并协调各方关系具有非常大的实际意义,但该程序的引入是否有违暂缓起诉的诉讼经济原则,是否需要在每一个适用暂缓起诉的案件中都引入该程序,听证结果的效力应如何认定,是需要深入分析的,本文讲就上述问题进行研究并阐述自己的观点。     

谁给听证代表“撑腰”

前不久,贡子明等4人作为业主代表参加了由石家庄规划局栾城分局组织的关于卓达太阳城小学、幼儿园项目规划设计方案的听证会,并代表100多位业主提了反对意见。听证会后,四个家庭厄运频频:或被停水停电,或家里窗户被砸,或私家车遭不同程度损坏……     

英国刑事庭前程序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

英国近年来以增加审判效率名义实施了一系列提高法院系统效率的改革措施,诸如改革案件分配移送制度,废除了治安法院的移送审判听证,增设了答辩与案件管理听证,强化审前听证在案件管理和庭审准备方面的功能.通过上述措施,英国刑事庭前程序构建了比较完备的程序分流机制和庭审准备机制,在兼顾司法公正与提高审判效率方面作用显著.我国刑事庭审实质化改革不仅要着眼刑事庭审程序,也要关注刑事庭前程序,尤其是庭前程序的分流功能与庭审准备功能.     

莲花县建立“指标代理法”力促农村低保评定体系公平公正

江西省莲花县积极探索创新，建立以“指标代理法”为主体的农村低保评定体系，驱动指标代理评估、民主听证评议、二维分析排序“三驾马车”，有效提高农村低保“瞄准率”，促进了公平公正。     

见证阳光下的人大监督

[事件回放]2007年5月,乐清市人大常委会组织7位副市长汇报工作思路,并邀请了社会各阶层人士参加旁听。这种置监督工作于"阳光"之下的"人民听证",进一步加快了"透明人大"建设的步伐。从2007年到现在",人民听证"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规范的过程。刚开始实施时,由市人大常委会于年初、年中、年末召开3次专门的常委会,分别听取市政府副市长关于相关重大事项的情况报告,被外界形象地称为"一年三考副市长"。     

行政处罚法中听证程序的缺陷与完善

在我国,在长期的集权型政治体制和计划型经济体制的背景下,行政法失去了本身的监管政府、限制公权的意义,却成为政府的一种管理工具。相当多的政府官员和普通民众对行政程序法了解甚少,听证更是一个陌生的词汇。随着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推进,服务型政府的逐渐建立。保障公众合法权益,依法行政、政务公开的呼声日益高涨。行政听证才得以慢慢产生并发展起来。在当代中国独特的国情下,我国行政处罚法中的听证程序有着许多旧体制的烙印。     

公开听证:让公平正义看得见

把司法公平公正公示与众,让司法结果更容易被公众、当事人所理解和接受,增加了群众对检察机关的信任和认同感,增强了司法机关的权威性"今天检察官几句话就把俺14年想不通的事情解释清楚了,打开了俺的心结,感谢检察院专门为俺开这个听证会!"一场听证会后,山东省惠民县农民老韩说。老韩自己也没想到,14年前的一场意外车祸,不仅让他失去了儿子,也让他本人深陷上访的泥沼之中。更没有想到,检察院会专门为他举办一场听证,不仅他理解了这个案件处理的道理,也帮助他放下"前尘",重获心里的宁静。     

行政立法公众参与问题研究

行政立法是法定的行政机关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的活动。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存在着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授权过宽,使之行政机关在行政立法过程中享有太多自由裁量权。于是,世界各国普遍采取立法机关授权立法控制、司法违宪审查控制的方法来有效地控制行政机关的行政立法权。随着民主思想的不断高涨,公民主动要求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的愿望也更加强烈,能够充分体现民主精神的公众参与理论也慢慢兴起,行政立法中的公众参与使得人民主权理论能够在行政立法过程中得到延伸,能够让公众参与行政立法全过程,从而有效地防止行政立法过程中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使行政立法权能够良好运行。本文分析了我国行政立法过程中公众参与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我国完善行政立法过程中公众参与制度的建议。     

抽逃出资禁止规范的变革

法定最低实缴资本原则被取消后，禁止抽逃出资的公司法规范依然有其存在价值，但解释规范的思维应当作相应转化。该规范的公益保护色彩逐步淡化，其价值不在于直接维系市场经济秩序，而在于保护个体利益。该规范保护的主体多元，并且除极端情形外，债权人保护仅具有间接效果。在论证抽逃出资行为的构成及民事责任的承担时，应将抽逃出资作为推理的小前提而非大前提，以使抽资行为的判断实现从价值到事实的转化。法院对待抽逃出资禁止规范的思维已有所转化，需坚持理性立场并且继续推进这些转化。     

《刑罚执行:一个尴尬的现实话题》系列报道之一检察监督:是防不胜防还是力不从心?

2019年11月4日,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份刑事裁定,撤销了该院11年前对伊利集团前董事长、现黑龙江红星集团董事长郑俊怀的两次减刑,引发了社会公众广泛关注。由于当事人郑俊怀的特殊身份和其先后任职的两家公司的影响力,有关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敏感话题再次浮出水面。一直以来,对于罪犯的减刑、假释,各地在法律之外规定了繁琐的内部审批程序,使得开庭审理和公开听证在一定程度上流于形式,成了名副其实的“未审先判”。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与国家设立减刑、假释制度立法目的不相符,严重削弱了司法裁判的权威和公平公正,更影响到国家对监狱服刑人员的人权保障形象。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尽快规范完善刑罚执行制度,将所有的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案件纳入统一规范的司法程序,使之步入法治轨道,已经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