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第三方支付类案件法律疑难问题研究

办理涉第三方支付类案件时要坚持体系化思维,准确把握互联网领域刑事案件类型特征,准确界定第三方支付平台、第三方支付账户、条码(二维码)支付信息、第三方支付账户密码等的法律属性,明确主要行为手段,结合不同类型,作出不同认定。对虚假刷单获取支付平台返利的行为,应认定为诈骗罪。对以套现为幌子,欺骗套现人,骗得套现人财物的行为,应认定为诈骗罪。对冒用他人名义开通消费(透支)账户并套现的行为,视该产品背后公司的属性,认定为贷款诈骗罪或诈骗罪、合同诈骗罪。对盈利性帮助他人消费(透支)账户套现的,应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对采取欺骗方式获取第三方支付账号、密码非法获取钱款的行为,应认定为诈骗罪;对盗取或利用事先知晓的第三方支付账户、密码非法获取钱款的行为,不论该钱财是账户余额、已绑定银行卡内资金、已开通消费(透支)账户、理财账户资金,均应认定为盗窃罪。对利用第三方支付平台先绑定银行卡再取得银行卡内资金的行为,应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     

大数据交易中的个人信息权保护研究

当今,网络科技的迅猛发展,使数据规模呈几何倍数增长。大数据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已成为新时代推动经济转型进步、促逬社会不断发展、重塑国家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资源,因而被誉为21世纪的“潜在金矿”。     

把握新型健康产业发展“窗口期”

新型健康产业呈现跨界融合、集群发展、快速放大、强劲增长之势,并在推动医疗服务模式变革,构建院内外连续性服务和医疗健康一体化体系等领域展现巨大前景,成为新一轮国际科技和产业竞争的前沿焦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不仅让更多的人意识到健康的重要性,也为很多新型健康企业提供了舞台。通过在这次“战疫”行动中扛起重任和出色发挥,新型健康企业显现出自身优点,赢得市场口碑,也有力地推动行业发展,更加速了新一代信息、生物、工程技术与医疗健康领域的深度融合。     

京杭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互动模式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互动模式的选择和创新,是解决京杭运河非遗保护与旅游开发互动关系不良问题的一个关键因素和重要突破口。京杭运河非遗保护与旅游开发互动模式有传承人主导模式、政府主导模式和企业主导模式三种基本类型。京杭运河非遗保护与旅游开发互动模式的选择和创新,必须坚持非遗保护与开发相统一原则和非遗本真性与商品化相协调原则。京杭运河非遗保护与旅游开发互动具体模式的选择,应在综合分析影响互动合作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基础上增强针对性和灵活性。京杭运河非遗保护与旅游开发互动模式的创新,主要包括优化旅游开发模式和强化旅游反哺功能两个方面。     

农民工婚恋模式二十年研究述评

农民工是我国社会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婚恋是其自身最为关注的问题,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领域。本文从农民工婚恋模式的理论视角、模式特点、影响因素等几个方面对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做了系统梳理,指出其研究的不足并对未来农民工的婚恋模式研究做出展望。研究发现,二十年的农民工婚恋研究是在西方理论框架下的本土解释;农民工的婚恋模式依然带有鲜明的传统与现代二元色彩;未来的农民工婚恋研究应该向提炼系统的本土理论,细化农民工内部群体研究对象,开展纵向动态研究,规范研究方法等方向努力。     

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的内容建构和路径探讨

经济新常态下,预算绩效管理已不再仅是对支出效率评估的工具,而是成为了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保障机制。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作为构建预算绩效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目标导向为原则,一方面旨在弥补传统预算绩效中存在的问题,另一方旨在构建起包括一般公共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其它政府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和解决政府与社会企业的"五种合作模式"存在的部分问题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为推动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的践行,应积极推进全覆盖与全方位预算绩效管理格局紧密配合、与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链条有机联动的路径机制。同时,弥补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相关的法律不足、建立健全全覆盖预算绩效考评监督体系等相关配套措施的顶层设计,从而推进"绩效管理平面化"向"绩效管理立体化"转变、实现财政支出效率和预算绩效管理的战略规划目标。     

打破政策“黑箱”的制度设计——基于广州政策兑现实践的研究

如何打破政策“黑箱”是学界和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以广州市政策兑现改革实践为例,探讨如何从制度设计层面来打开公共政策过程中的政策“黑箱”。研究发现,虽然公共政策过程是一个动态且复杂的过程,但是通过统筹政策制定和政策落地两端、主观要素客观化、模糊标准明确化、重塑政府流程等,能够形成确定的决策环境,控制非理性因素,约束自由裁量权,并压缩权力寻租空间,从而可以从源头消除政策“黑箱”的形成土壤。广州市政府政策兑现改革过程中,通过“输入—转化—输出”的制度框架设计,形成了从政策制定到政策执行再到政策结果与评估的政策闭环,并对政策兑现的相关责任单位、流程和时限都进行了严格把控,进而实现对政策“黑箱”内部决策要素的控制。从政策“黑箱”本身入手,破解政策“黑箱”难题,实现政策的阳光承诺和给付,最终形成极具特色和借鉴意义的广州模式。     

城市群何以成为国家治理单元

城市化达到较高阶段以后城市群出现,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单元。国家治理单元是国家在空间尺度上采用的治理工具,具有功能、权力、边界三要素,且分为实体性治理单元和虚体性治理单元;具体包括政治和行政类治理单元、经济和生态保护类治理单元、功能性治理单元等。城市群是一种虚体性治理单元,具有"软"边界、无强制权力、复合功能的特点。城市群体现了一种"协同发展"的新理念,综合了大都市与区域的优点,内部合作方式灵活。城市群作为国家治理单元回应了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需要,顺应了城乡治理思路的调整,部分取代了区域治理单元;中国城市群种类多样性使其成为可用的国家治理工具。城市群作为国家治理单元是国家治理需求不断发展的结果。     

技术监管：智慧社区大脑新型风险监测与处置模式建构

传统的政府社会监管模式是一种基于信息不对称和信息收集过程缓慢、部门沟通与协作困难的孤岛式人工处置模式。智慧社区大脑系统通过构建基于"家庭—楼道—小区"的"神经元"式风险感知系统、基于条块协作的"神经中枢"式全面联动响应系统以及基于流程再造的高效事务处置系统,推动了集风险感知、联动响应、高效处置于一体,融事先预防、事中处置、事后改善于全过程的新型政府社会监管技术化监测与处置模式的建构。基于技术手段的运用,以区域化治理为中心,技术监管通过搭建技术化的综合监管平台,推动了技术工具与科层组织的深度融合与双重再造,打通了线上和线下的分割状态,实现了信息支撑数据、数据引导流程再造的动力机制重构,进而促成了块块主导、条线融入、条块协作、多方参与、硬件与软件配套的新型基层治理体系与政府社会监管模式的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