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监狱脱逃案件实证研究

目前脱逃率对监狱工作而言是绝对意义上一票否决的硬指标。为防止罪犯脱逃后报复、危害社会，监狱每发生罪犯脱逃案件，中央和司法部领导会高度关注，新闻媒体会持续报道，监狱长和分管改造的副监狱长被立即免职，有关责任人员被追究刑事和行政责任。可以说现实使监狱把大量精力放在防逃上，实际上防逃工作占据了监狱工作第一位置。近十年来，监狱防脱逃取得了显著成绩，罪犯脱逃率下降了90％以上，2010年全国监狱罪犯脱逃数首次降到了个位数，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罪犯劳动改造工作的价值定位及模式重构

监狱体制改革从根本上使劳动改造终极价值得以修复和回归，为进一步发挥劳动改造效能搭建了平台。在新体制下，劳动改造工作模式应以适应矫正功能为根本，应构建组织机构模式、矫正教育模式、产业发展模式、岗位分类模式等工作模式，加强劳动改造工作需进一步提升劳动改造的法律地位，建立社会化技术教育培训制度、劳动改造岗位社会责任制度等。     

试论政治文明建设与监狱工作的内在关联性

党提出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对我国的发展是一次执政思路和方式的重大转变，其核心内容是权力与权利的关系。政治文明建设在监狱工作中主要体现为监狱人民警察和罪犯两者关系的变化，即监狱人民警察在行使其权力时是否关注罪犯的权利，而且这种权力是否受到各方面的监督。监狱作为刑罚执行机构，是司法权力乃至政治权力运行中的一部分，因此，政治文明建设的真正进步还有赖于政治体制改革。     

检察官教育培训的任务

检察官制度在法治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刑事诉讼中更是具有十分重要的职能和作用。正如日本学者所言:“按刑事诉讼全程,检察官在侦查中有‘司法警察官’职能,在起诉裁量时有‘审判官’的职能,莅庭实施公诉时有‘公益辩护人’之职能,刑罚执行时有‘罪犯矫正师’之职能。”[1]也正是由于检察官肩负的责任十分重大,许多国家,乃至国际社会都不得不对检察官的遴选、任命和教育培训以非常慎重的态度来对待。一、检察官教育培训任务的国际标准各国在加强检察官的教育培训方面之所以能够形成国际共识,原因有二:一是各国对检察官在现代法治国…     

教育改造工作科学化探析

教育改造工作科学化是推进监狱工作"三化"(法制化、科学化、社会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监狱机关应针对教育改造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打造专业化的民警队伍,探索科学的教育改造方法,建立科学的罪犯教育改造质量体系,努力实现教育改造工作的科学化.     

罪犯权利公力救济研究——基于权利本位引领下的规范体系架构

由于罪犯特定的法律身份和人身状态，与普通公民权利相比，罪犯权利具有有限性、不完整性、特定性和不稳定性的特点，因此，作为弱势群体，罪犯权利亟须国家的公力救济。而单纯国家本位的监狱行刑中，遵循的是阶级斗争范式，不但对罪犯权利不够明确，而且在观念上习惯于“赐予”罪犯权利，根本无法全面保障罪犯及其利害关系人的权利。随着权利本位理论的确立，基于权利本位引领下的规范体系研究势如破竹，基于罪犯权利的不同来架构科学合理、切实可行、有助于监狱行刑和罪犯改造以及社会和谐的罪犯权利公力救济机制势在必行。     

社区矫正哲理之思

新《刑事诉讼法》第258条规定:"对于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这一规定是我国自2009年全面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总结,社区     

中途之家矫正模式与我国罪犯矫正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2008年7月8日，中国第一家，也是亚洲最大一家——北京市朝阳区社区矫正阳光中途之家开始运营。它给我们带来一个强烈的信息：借鉴国外经验，旨在解决社区矫正工作中存在的“三无人员”安置，社区服刑人员就业难等问题的一种崭新的矫正模式，在中国的土地上落地。北京市朝阳区实践经验告诉我们：“中途之家”作为社区矫正的一种矫正模式，就像社区矫正制度本身一样，符合中国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和刑罚制度改革的方向，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可是，在它前行中，必然会带来与中国罪犯矫正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会有一个艰难的探索过程。     

监狱罪犯伤害案件引入刑事和解制度初探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新型的刑事诉讼制度，已得到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广泛认同。有来自学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专家建议稿》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达成和解的，人民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可以考虑当事人的和解意愿并根据案件情况不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刑事和解制度虽然法律尚未明确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