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格投资界定路径的新发展及其启示

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仲裁实践对适格投资的界定从"依从型"路径到"限制型"路径的转变揭示了适格投资界定的发展新趋势。"限制型"路径的采用是对《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授权性条款的片面或错误的理解和适用。仲裁庭在对投资进行界定时应扭转"限制型"路径的趋势,遵从"依从型"路径,将更多的适格投资界定自主权交由当事国,并鼓励东道国积极利用《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之授权性条款,唯此才能促进国际投资争端仲裁正义价值的真正实现。     

法规才是最大的“行规”

酒店禁止自带酒水、包间设有最低消费、买车被要求购买保险”一一又到一年“3·15”,在各地消协组织相继公布的消费者投诉热点中,又出现了这些“熟悉的面孔”。林林总总的霸王条款背后,商家的一句“行规”仿佛成了坚不可摧的牢固盾牌。     

中国传统契约“原因条款”研究——兼与欧陆民法原因理论之比较

中国传统契约中的原因条款,不仅是一种事实,还具有重要的法律意涵,它既是直接引致订立契约的原因,同时也作为一方当事人订约的动机,体现对社会经济需求的某种满足。确定产权合法有效转移的契约本身又作为"产权"转移的重要原因,产权的有效移转和契约的有效成立在传统契约实践中是紧密联系的。明确契约之债的"原因",本身有助于更准确地对契约"定性",也能更方便地确定契约是否合法、有效。从交易安全与契约定性的角度看,中国传统契约中的原因条款亦具有现代价值。     

新型操纵证券市场犯罪的规制困局与破解之策

证券市场交易技术的发展催生了新型操纵证券市场犯罪。面对新型操纵证券市场犯罪,传统规制方式显得力有不逮,面临诸多困局:技术演进与刑法滞后性的矛盾难以消除,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客观存在使得法律规制效果难以实现,保护技术创新与遏制技术风险的刑法规制“尺度”难以把握。为了破解上述困局,维护证券市场的安全与稳定,有必要改进现有立法模式下的刑法规制授权链条,通过两次授权的方式,进一步明确《刑法》第182条“兜底条款”的内容。将科技监管作为证券交易行政监管的重要手段,建立数据信息共享机制和动态实时监管机制,及时获取准确的数据信息,修补传统事后监管方式的缺陷,实现风险预警。建立操纵证券市场行为的分级治理机制,完善前置法先行和刑法最后保障机制,准确把握刑法规制操纵证券市场行为的恰当时机。证券市场交易技术日新月异,应该在法律制度框架的正确指引和约束下发挥其核心价值,以期充分发挥其功用,并防范其弊端,实现保护技术创新与遏制技术风险之间的平衡。     

以明确性原则检视非法经营罪兜底性条款司法适用现状——以刑事判决和典型案例为研究基础

非法经营罪,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刑法学理论界和刑事司法实践关注的个罪。判断非法经营罪是否符合明确性原则的要求,不仅要从奉罪刑法定原则为圭皋的中国刑事立法本体出发,还应把作为法定犯的非法经营罪特质、相关司法解释、其他国家规定、审判实践等因素纳入考察范围。通过司法数据统计和典型案例分析,发现学界对非法经营罪的批评有失偏颇,至少在司法适用过程中,排除具体审判实践的差异,非法经营罪规范本身并不存在违反明确性原则的问题。     

债权人友好型《公司法》理念和制度重塑

保护债权人是公司法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打造债权人友好型《公司法》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加速商事流转，提高公司竞争力，提升股东价值。公司法的制度创新不应以损害债权人利益为代价。建议充实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工具箱，实现事先预防、事中纠偏和事后救济的全过程保护，并确保《公司法》、公司自治法与《民法典》无缝衔接；完善财务会计制度和公司登记制度，提高公司财务状况和治理信息的公示公信效力；承认股权让与担保，完善股权质押规则，明确公司对外担保制度的效力性规范属性；夯实公司的资本、资产和人格三重信用，扭转资本认缴制滥用现象，恢复实缴义务最长期限，导入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明确公司设立失败和公司解散清算注销时相关责任主体对债权人的连带赔偿责任，提高揭开公司面纱制度的可裁性，充实债权人友好型的裁判和执行规范；既要坚持债权平等保护原则，也要在甄别债权性质和类型的基础上采取公平合理的差异化保护政策；明确股东与目标公司的对赌之债无效，导入股东债权居次规则，确立侵权公司股东对自然人人格权侵权责任承担按份连带责任，预防和化解股权代持关系中的债权人之争。     

论新刑诉法下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制度的适用

监视居住制度是我国上世纪五十年代从前苏联照搬过来的制度。有学者认为该制度存在适用条件模糊、界限难以把握等问题，主张取消该制度。[1]也有学者认为，该制度是否保留，取决于是否有其他强制措施可以取代它，有则可以取消，反之则不可。[2]新刑诉法不仅没有取消该制度，反而增加了该制度的条款，明确了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制度，这表明该制度在刑事诉讼中具有其生命力，体现了新刑诉法中保障人权的基本价值要求。针对其适用条件，现予以讨论。     

GATT一般例外条款适用的价值导向与司法逻辑

贸易自由化是GATT/WTO法律体系的目的价值。一般例外条款中的健康、资源、道德等政策目标只是GATT在追求贸易自由化过程中要兼顾的社会责任。为了防止滥用一般例外条款妨碍贸易自由化，援引方必须承担证明例外成立的举证责任。争端解决机构在处理此类争议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严格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与证明要求，同时通过多元的法律解释方法对具体例外情形和序言进行从严解释，进而形成认定例外成立的标准和原则。这种司法逻辑缘于贸易自由化目的价值的导引，归于对这一价值的强化。从涉及一般例外条款的争端解决历程来看，贸易自由化的目的价值地位从未被偏离甚或减损。检视影响贸易措施的价值取向对于能否成功援引一般例外条款更为关键。     

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司法认定研究

我国保险法及其司法解释对免责条款的认定作出了规定,但现行法对于免责条款采用的列举加法律效果的认定方式可能不当扩充免责条款的范围,亦不利于区分免责条款与无效条款,客观上助长了保险人的逆向选择行为。相对应的是,在免责条款法律后果认定上也存在着诸多疑问。免责条款的认定,应当根据其约定方式、约定内容、免责条款与无效条款之间的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