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绝望：欧文·戈夫曼的人性论与秩序观

个体化世界中的自我、互动与秩序是欧文·戈夫曼著述的核心主题,互动秩序是他毕生阐释的对象。通过描述公民社会中神圣的自我和全控机构中遭亵渎的自我,戈夫曼呈现了自我的不同存在形态以及保全自我的诸种努力,进而批评现代工业社会里人的存在状态。拟剧论是个体遭遇的现代性困境的另类表述,拟剧表演既是一种现代性反应,亦是商品化世界中自我的救赎与抗争方式。戈夫曼关于日常仪式与世俗宗教的论述表明他具有强烈的道德敏感性,互动责任与伦理是维系面对面互动系统的重要基石。戈夫曼持较为整全的人性观：个体表现出理性、算计的一面,他们为私利进行欺诈和表演,这充分体现出丛林法则下的生存之道;另一方面,个体也彼此以神圣客体相待,在人际互动中给予仪式关照。戈夫曼对人性并不抱着悲观的论调,这种人性观亦构成其互动秩序理论的基础。     

海洋话语与国际秩序转变

国际关系的演进表明,海洋话语转变是国际秩序转变的重要风向标。文章对海洋话语进行了概念分析,并将其细分成海洋硬话语与海洋软话语,明确其包涵因素和互动关系。战争、谈判、国际会议、条约及协定等是国家争取战略主导权、在国际权力格局中占据优势的重要手段,可作为海洋话语与国际秩序之间的互动机理。海洋话语与国际秩序转变主要经历了欧洲主导时期和美国主导时期,且美国主导时期延续至今。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海洋世界多极化趋势显著,海陆联动明显,“泛海洋时代”到来;海洋话语的话语主体、结构设计、海缘范畴及议题领域等均在经历多维嬗变,国际海洋新秩序建构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不断提升。中国需把握好角色定位与策略选择,优化中国海洋战略,树立新海洋安全观,踏实构建海洋话语,在国际海洋新秩序的构建中发挥积极引领作用。     

农村仪式性人情异化后果及其矫正

当前农村普遍面临着仪式性人情异化的困境.基于鄂西H县Z村的实地调查发现,人情名目的无序增加、随礼规则的失序和礼金的攀升以及去仪式化构成了仪式性人情的异化面向,仪式性人情变异为功利性人情.传统人情交往规则的瓦解是造成人情异化的宏观背景,经济分化背景下富人群体的带动、村民村庄生活预期的短期化以及村民对在村关系的依赖所导致的...     

个人主义、个人自由与自由秩序——简评哈耶克自由理论与马克思自由理论的原则区别

文章着重分析了英国政治自由主义的代表哈耶克的自由理论,又把哈耶克的自由理论置于马克思的自由理论的背景下进行比对,从而鉴别出哈耶克自由理论的局限性和对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借鉴意义.文章认为哈耶克自由理论的真正问题,在于把法律上、形式上的自由视为了人自由的终极形式,而漠视这种自由在市场交换机制下的异化和奴役.有鉴于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既要从政治上、法律上确认和维护人的权利,又要不断调整分配制度,努力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类解放"的目标.     

视频广告屏蔽类案件中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的再思考

以往有关视频广告屏蔽类案件的裁判,大体沿袭了"解释一般条款-提取规范命题-引入裁判方法"的结构脉络.从司法实践看,作为解释前提的规则提取通常仅完成了内部证成环节而忽略了外部证成说理,从而使得认定标准的正当性受到质疑.以事实后果和逻辑后果为导向的"后果取向型"裁判思维,可以通过"社会效果评析法律效果"的方式,实现对裁判结...     

德日“法益说”适应中国的“四维”改良

德日的法益说以违法一元论为主流,不区分刑法法益与民法法益、行政法法益;德日国家“刑法保护的法益”与民法法益、行政法法益三者没有实质区别,因而是并列关系。而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的存在表明我国的犯罪与一般违法严格区分,刑法位于法律体系的第二道防线,保障由民法、行政法调整所形成的法律秩序,刑法法益与民法法益、行政法法益之间是梯次关系。所以,移植德日的法益说需要实现从并列关系到中国“刑法法益与民法法益、行政法法益之递进关系”的转变。我国对德日法益说需要进行“四维”改良：保证刑法法益根源于宪法的精神和基本原则;将被犯罪侵害的法益纳入国家整体法律秩序以实现“刑法法益”性质的转变;给刑法法益加入量的限定,即对刑法法益在质的基础上进行量的考察;为适应处罚预备犯和抽象危险犯,还需把刑法法益的内涵在“实害+具体危险”的基础上继续拓展到“抽象危险性”。     

从《反洗钱法》看我国洗钱罪立法的演进及完善

当前,洗钱犯罪已经成为各国普遍面临的难题,它不但给犯罪所得的黑钱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为国家追查相关上游犯罪设置了障碍,而且为犯罪分子继续甚至扩大犯罪提供了条件与机会。如何对之进行有效打击,是各国都在努力探究的问题。本文从我国洗钱罪的立法历程入手,通过中外立法例的比较,指出我国洗钱罪立法上的不足,并提出今后应当完善的方向。     

中国国际秩序观的创新与发展

纵观近代以来的历史,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中国始终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同时也始终在探索和追求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邓小平同志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讲话,对第三世界国家争取主权平等意义重大。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党和政府积极引导国际秩序、国际体系向着有利于维护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中国的国际秩序观不仅有利于战后总体和平的维护,更有利于捍卫亚太地区的和平秩序;也为国际秩序的变革、国际关系的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同时阐明了调整国际秩序的法制化途径,提出推动国际关系法治化建设的新思路。     

太空秩序变迁与太空治理难题——基于太空技术的视角

科学技术的发展塑造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以及国际秩序的变迁.国际太空事业发展的历史充分表明,太空技术在将人类的活动空间拓展到太空领域的同时,它本身也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重要手段,对国际秩序的发展演变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受到太空技术和国际局势的双重影响,太空秩序呈现出明显的冷战期间和冷战后两个阶段,具有强烈的军事和战咯属性.冷...     

中国合作性外交及其目的分析——一个历史的视角

本文通过历史和现实三个时段（封贡体系时期、新中国建立至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至今）的中国外交分析,得出两点结论：第一,自古代社会起至今,合作而非对抗是中国对外行为的基本选择。中国积极寻求与周边、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合作。第二,中国合作性外交的目的在于实现国际秩序和世界正义的统一。本文认为,封贡时期的东亚秩序本身就是正义的,维持秩序就是维持正义,中国在封贡时期的国际合作保证了秩序与正义的统一;新中国建立后到改革开放前,中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与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坚定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基本秩序,同时又通过反霸反帝反殖斗争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追求世界正义;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参与国际组织,遵守国际规范,与世界各国发展全方位合作关系,同时又通过反霸斗争、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以及建设“和谐世界”推动世界正义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