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决策“三拍”休矣

10月19日．重庆市政府第61次常务会议市议通过了《重庆市政府重大决策程序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依照该规定，市长、副市长以及政府决策层．作出重大决策必须严格按程序执行．     

论刑事诉讼程序中的监听问题

监听的产生和广泛采用,一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刑事侦查机关的侦查手段,有利于打击和惩罚犯罪;另方面它也容易导致国家刑事侦查权力的膨胀和扩张,从而对公民的通讯自由权和隐私权构成威胁,为了达到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民两大价值目标的协调统一,美国、德国、日本等国都根据本国国情,对监听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在我国,监听在司法实践中同样被广泛使用,但我国法律对监听缺乏具体明确的规定。因此,监听立法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治安管理处罚中的程序问题分析——兼评《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程序规定

公安机关查处治安案件的过程中,程序上问题曾比较普遍,无论是一般程序还是简易程序都有所表现.其中既有立法的问题,也有执法的问题.立法问题主要表现为立法不完善或过于原则;执法则表现为不遵守程序要求,超越程序权限,或省缺法定程序和对法律规定理解不正确.对上述问题的剖析必然会有助于规范执法实践,也有助于对<治安管理处罚法>法的理解与执行.     

刍议我国侦查启动程序

立案程序一直是刑事诉讼法修改中讨论的热点。在实践中,作为侦查启动程序的立案程序常以初查和审查为前提,而不具备侦查程序法律属性的初查和审查,在一定意义上否定了刑事诉讼程序的正当性。对侦查启动程序的完善应从实践的角度出发,充分考虑侦查实践中初查和审查的合理性,从而在立法上加以固定和完善,为侦查启动程序提供法律依据。     

关于刑事错案纠正过程中相关程序问题的思考

程序公正是实现实体公正的前提,用不当程序纠正错案,不但会影响到错案的纠正,而且会再一次损害司法机关的威信和法律的尊严,甚至会出现出新的错案。纠正错案,必须遵循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严格遵守法定程序。     

论行政程序的道德基础

行政程序的道德基础是行政程序运行中起决定作用的伦理道德思想以及道德原则规范,行政程序的道德基础是行政程序正当性的基础。行政程序道德基础建设应当坚持以人为本,尊重行政相对人的主体地位和人格尊严,为满足行政程序道德基础的要求,行政程序应当具有透明性、稳定性、可预期性等特点,行政程序的规则既应当注重规范行政权力的行使,也应当注重保障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性权利,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为行政行为时,也应当秉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在行政程序中进行价值判断时,应当尽量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利益。在我国行政程序外部控制机制相对完善的情况下,行政程序的控制应实现由外部控制向注重行政程序道德基础建设的转变。     

英国知识产权审判体系

英国是较早便开始对知识产权案件进行专业化审判的国家,发展至今,历经多次改革,已然是现今世界上知识产权审判体系较成熟的国家。其中,设置在高等法院大法官庭下的专利法庭和知识产权企业法庭是英国极具代表性的两个具有全国管辖权的知识产权法庭,负责审理大部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的初审案件。此外,尚在筹建中的欧洲统一专利法院、"被指定人"、著作权审裁处以及替代解决纠纷机制,也都是英国知识产权审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14年,我国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了知识产权法院,在这样一个改革试点的契机下,分析和借鉴英国知识产权审判体系的发展轨迹和成功经验对我国知识产权法院的建设具有现实意义。     

论高校学生管理中听证制度的完善

行政听证制度是行政程序法的重要制度,在效率为先的行政执法中极大地确保了事人的陈述与申辩权,为自然正义原则之体现.其理念价值与制度设计被引入到高工作中,正逐渐形成一项特殊的听证制度——学生听证制度.其组织方式因各个高计划、培养目标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作为一项保护学生权利的有力措施,应当具基本要素.本文从正式听证与非正式听证两个方面阐述了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的听应该如何完善.前者涉及学生的教育权、身份的改变等重大权益,包含了必须具备知、听证准备、听证组织会、合议以及听证记录等基本内容；后者灵活、易操作,对高校管理工作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民事再审程序中新证据的界定

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再审程序中新证据的规定过于概括,造成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新证据的界定有不同声音。在实务界,法官到底应该根据什么标准来界定民事再审程序中的新证据,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浅析了再审程序中的新证据所引起的消极影响、民事再审程序中新证据界定的原因与意义,并对界定民事新证据应考虑的因素进行了初步探索。     

对我国《民诉法》确立公益诉讼制度的质疑

在《民事诉讼法》中设置公益诉讼制度,不仅从立法体例的角度看有欠科学,世界各国的民诉立法均没有这种体例,以及这种立法体例背离了世界各国民事诉讼程序设置的历史发展趋势,而且由于公益诉讼中的"公共利益"难以确定,故这种立法体例也极易导致司法审判中适用的混乱。为此,我国对于公共利益的司法救济应当采用什么样的立法模式,还须做更为深入的研究与理论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