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程序衔接问题研究——《刑事诉讼法》(2012年)第52条第2款的思考

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了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部分证据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使用的规定,这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程序衔接提供了基础.由于该条规定的相对原则和条款本身过于简疏,而2012年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亦未能对此作出很好解决,需要从理论上根据程序衔接中的证据内在要求给予合理解释与逻辑论证.在解释该条的过程中,除应保持行政机关与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主体的契合并对实施主体作出严格限制外,还应适度扩大证据种类的范围,规定行政机关对存在瑕疵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进行补正以及对当事人无异议或者无法转化的关键性言词笔录按照“准书证”程序予以接纳,以此来维护刑事诉讼法文本与司法实践的良性沟通;同时,还应完善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人员的出庭制度,以保证刑事诉讼中使用的行政证据符合正当程序要求,进而发挥证明案件事实的效果.     

“大调解”衔接机制的理论建构与实证探究

梁平在《法律科学》2011年第5期撰文认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之建构是中国未来社会治理的必然选择。当前,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衔接在探索中取得了明显的成就,也为进一步深入探索“大调解”提供了具体的实证参考。     

中国大学生英语写作水平薄弱的原因及其有效应对措施的探究

本文以独特的视角分析了中国大学生英语写作水平薄弱的原因,提出改善这一窘况的五个有效的措施：大学英语教学必须无条件的开设写作课;英语教师应该掌握英语写作教与学的理论知识;教师应该要求学生做大量的写作练习;写作教学要围绕阅读教学,即写作教学内容以及写作材料的选择要参照阅读教学内容;现用的英语教材应该在课文的长度上、主题的选择上、章节的安排上进行一定的改革。     

沟通大便捷 监督显高效——江北区人民检察院“两法衔接”电子监督平台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前言:在监督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专项监督活动和"双打行动"中,江北区人民检察院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电子监督平台成效显著,受到国务院"双打行动"督查组和市政府副市长刘学普的高度评价,建议在全市和全国推广。2010年以来,江北区人民检察院着力构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电子监督平台,不断完善配套制度,建立了"沟通便捷、防范有力、查处及时、配合顺畅、监督高效"的"两法衔接"工作机制,共采集工商、地税等18家行政执法机关案件信息1000余条,建议     

以程序性制裁弥补实体性制裁之不足

为了抑制刑讯逼供的发生,我国确立了包括追究刑事责任、处以行政处分、判令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等在内的多种直接对刑讯者本人进行实体性处罚的制裁措施。现阶段,众多因素限制了这些实体制裁措施效用的有效发挥。其中部分因素虽然在理论上可以通过诉讼制度变革予以消除,但是这些变革都较为重大,何时实现乃至能否实现都还是个问题,而部分因素则不可能通过制度变革予以消除。我国有必要建立和完善程序性裁判机制,使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所确立的程序性制裁能发挥效用,并与实体性制裁互相配合,以抑制刑讯的发生。     

如何制约反垄断执法机构——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独立性与程序性制约机制

就反垄断法的实施而言,反垄断执法机构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以往对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研究,往往只强调其独立性,而缺乏对其独立性前提的分析以及对如何确保执法机构在获得独立性的同时不偏离正确执法方向的探讨.然而,由于被管制机构的寻租以及执法机构的错误判断等原因,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独立性反而会强化其偏离执法目标.因此,在强调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独立性时,应该从程序角度构建对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制约机制,以便其正确、合理地执法.     

中国量刑程序改革：误区与正道

对抗化的量刑程序改革试点效果不尽如意,某种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制度改革所赖于支撑的理论根据。该理论认为,量刑制度的主要问题是量刑程序不公正,解决之道是借鉴英美模式,建立对抗式量刑程序。然而,真正引起社会普遍关注乃至广泛质疑的是量刑不均衡与量刑僵化问题,这主要是实体法问题;认为英美法系在传统上采用对抗式量刑程序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英美法系量刑制度与实践的误读。未来的量刑制度改革应以实体性改革为主,程序性改革为辅;而在量刑程序改革方面,不宜大改,可以小改或微调。     

切实做好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衔接工作

新形势下,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衔接工作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原有的工作体制和管理措施已不能完全适用新形势的要     

程序性制裁之局限性——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例的分析

科学完善的制裁体系应当以个体责任为主要责任形式,应当注重发挥其最佳威慑效果,并能够兼顾惩罚与救济的双重功能。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却采取集体责任或国家责任形式,存在着理论上过度威慑和实践中威慑不足的悖反现象,同时无法发挥制裁的救济功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程序性制裁措施必须结合责任主体、威慑功能和利益流向这三个方面加以完善,对程序性违法的有效治理必须科学划定程序性制裁和实体性制裁各自的作用边界,以形成强大合力。     

行政行为公定力概念的源流——兼议我国公定力理论的发展进路

行政行为公定力概念经历了从实体性公定力到程序性公定力的理论转换,前者是以公权力的先验优越性原理为基础,而后者强调公定力概念的实定法属性。程序性公定力概念将公权力的先验优越性因素予以剔除,使撤销程序的排他性成为公定力的实定法基础与核心内涵。从行政行为公定力概念的变迁过程来看,我国的通说性理解作为一种保守的实体性公定力概念,包含着公权力的先验优越性因素,欠缺实定法依据、甚至与我国的实定法存在明显抵触的侧面,亟需扬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