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国家与善治

善治,是人类社会管理公共事物的理想模式,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政治管理过程.公民社会是善治的基础,没有健全发达的公民社会,不可能有善治;反之,公民社会的发展,也直接或间接地促进善治的形成.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中国公民社会逐渐形成并推动了善治的进程.     

我国农村生态环境高质量治理的法治逻辑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与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高度耦合性,在法治国家建设背景下,法治化正是透视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有效和更高质量的一个视角。在生态环境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转型中,我国初步建立起农村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体系,但在制度运行过程中仍然存在治理理念、方式和秩序的法治困境。对此,需要重构以权利为中心的环境法治体系,作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前提;以“差序协同”的理论推进环境利益共同体合作治理,以此维护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以“三治”有机融合的方式尊重生态环境治理差异性,促进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效能的转化。     

古代防治匿税的举措、成效及其启示

中国税收历史古老而漫长。伴随国家税课之始,古人所述“匿税”即偷逃税行为便如影随形。针对形形色色的匿税行为,历代王朝严防严治之策陆续出现,并且多有实实在在之效,从而为维护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与进步奠定了良好的税收基础,也为后世完善税制尤其是惩治税收课管违法提供了有益启示。     

特朗普税改对我国的影响及应对之策北大核心CSSCI

通过减税和改变跨境税制,特朗普税改不仅会起到刺激美国国内经济、增加就业的效果,并且通过国际税收竞争影响纳税人国际税务筹划中"物的流动"和"人的流动"决策,从而对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和移民政策进行配合。在"物的流动"方面,资本外流会影响到中国的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等多个经济领域;在"人的流动"方面,由于美国跨境税制将原来的属人原则改为属地原则,特朗普税改大幅度降低了中国高端人才移民到美国的难度与负担,并且会吸引部分跨国企业将总部转移到美国,从而会导致不利的政治影响与社会影响。为应对特朗普税改带来的不利影响,中国应在降低税率的同时提高扣除标准,推出面向高新技术企业和制造业的税收优惠措施,改革税制结构,改善投资与经营环境,防范企业控制权风险,遏制地下金融,加强对资本外流的监管,制定措施留住高端人才,避免人才外流。     

善治语境下建设用地区际配置的逻辑与路径

建设用地区际配置是土地善治的核心命题。土地的自然经济属性使之具备区别于其他生产要素的特殊配置逻辑。从道来看,建设用地区际配置应当在划分生存用地需求和发展用地需求基础上,回归土地的资源与资产属性,使之各得其所。从势来看,十八大以来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思路的转换要求建设用地配置从分散向集中、从封闭向开放转变。从术来看,应当区分生存用地需求指标和发展用地需求指标,分别按照公平与效率原则,运用计划或市场方式进行配置。在此基础上,从初始分配、交易折抵系数和建设用地指标交易等方面,提出了完善中国土地计划管理的路径设计。     

职代会制度是善治之举

一国也罢,一企也罢,都有一个"政善治"的问题。统治或管理,必涉权。谁说了算,是权力的实质问题。是故为政者多欲集权,为民者多欲民主。其权力的矛与盾相生相克,达到平衡状态则民生,权倾于极少数人则民不聊生。一国之计在于民主,一企之计在于民权——劳动者必须拥有最起码的民主权力。否则,劳工便只能是机器,天天工作在企业,却勿视企业为归属。     

基于税收公平原则的个人所得税法税制模式之选择

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法在六年间经历了四次修改,力图通过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分配进行调节,促进社会公平,但其效果却很微弱。因而,选择适合我国国情并能够促进税收公平实现的税制模式并在收入来源项目设计和费用扣除规则制度设计上进行优化就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公法债权人得否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我国《公司法》及《民法总则》均规定了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由于"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是该制度适用的条件,债权人的外延便直接关系到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范围。在债权人范围的确定上,普通债权人无疑问,而公法债权人是否可以被包含,目前存在三种观点。虽各有可取之处,但仍可商榷。从必要性和可行性的角度,除税收债权人外的其他公法债权人应当被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中的债权人范畴包含从而适用法人人格否认。但是税收债权人性质特殊,尽管在民商法体系下适用法人人格否认不存在理论障碍亦有实施机制,但是缺乏税收征管实践中的必要性。     

走向善治:江阴市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的实践研究

善治理论表明,城市发展以提升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为目标,最终要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一个城市要实现“善治”,必须不断增强治理能力,要求其有效性、责任性、透明性及回应性大大提升,有更加广泛的公民参与、充分发展的民间组织、更加精细的城市管理等等。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作为我国特有的促进城市发展的策略和方式,正好体现了善治的基本要求。江阴市通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城市形象、城市治理水平和市民文明程度都有了大幅提升,城市综合实力继续稳居县级市前列,为其他同级城市的文明创建工作提供了一个典型范式。同时,通过对创建文明城市活动中问题的反思,对创建文明城市活动过程中的公民参与、精细管理、长效机制建设等有了更加深刻的把握。     

政府善治视阈下的公民问责

善治就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治理过程。善治的实质与向度内在地规定了公民对政府行为的监督问责。公民问责作为一种异体问责,具有其它问责形式无可比拟的优势和发展潜力。建立与完善公民问责机制,是保障问责效果、推进政府善治的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