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税务行政诉讼实证研究

税务行政诉讼在中国发生的频率相对较低。税务顾问和学者一般都会认为这是司法缺乏独立性以及诉讼会遭到政府报复所造成的结果。但是,这些看法实际上可能是一种猜测,而并未建立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其也无法解释税务诉讼的实际模式。本文以截至目前样本规模最大的税务案例判决为样本,对其内容加以系统地分析,并得出如下结论:诉讼当事人表现的行为与法院在税法裁判中中立、有效地审判之可能性并不冲突。虽然公开的法院判决无法代表所有进入司法程序的纠纷,但本文通过独立获得的有关纠纷和诉讼参与者的信息展开研究,以及分析案例诉讼、公开的筛选过程所造成的种种偏差,对上述结论做出了一定确证。换言之,实证研究的结果说明,现有证据不能支持通说,即将税务诉讼数量少归咎于司法体制或诉讼会带来不利后果的观点。税务诉讼量少,更多地可能是由于税法遵从的外部环境和税法的内容所造成的。     

税收犯罪刑事立法政策审视

我国税收犯罪的刑事立法政策受到经济犯罪的整体刑事政策、税收犯罪形势、税收政策、经济利益平衡需求、重大个案等因素影响,在定罪政策上总体表现为犯罪化,在执行政策上表现为趋重化。应坚持以犯罪化作为税收犯罪定罪政策的重点,改变趋重化的制刑政策,扩大税收犯罪的轻罪范围。     

期待立法破解慈善事业的发展瓶颈

据悉，《慈善事业法》的制定已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目前。国务院法制办正在抓紧修改民政部的送审稿，重点围绕培育慈善组织、规范社会募捐、完善监督制度、明确税收优惠政策等问题进行研究。     

人力资本流动、市场转移成本与产业空间聚集演化

在新古典经济学及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成果上,在假设人力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的基础上,将企业的市场转移成本植入到产业空间聚集演化研究框架之中,研究了人力资本流动及企业市场转移成本对产业空间聚集演化的作用机理与影响路径。研究发现:产业集聚空间演化受人力资本区域流动的影响,而决定人力资本是否流动的动因在于,人力资本迁入地是否能够为人力资本创造额外利润提供尽可能的制度环境与社会环境;企业的区域转移不仅有利于迁入地的产业集聚,还将提高迁出地的居民收入水平,改善整个经济系统的社会福利;由于市场转移成本的存在,区域经济贸易自由度将减小,进而弱化区域产业集聚能力。这些研究结论将于我们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有益。     

捍卫预防原则：科技风险的法律姿态

在面对科技风险时，政府负有责任通过预防或限制科技风险的方式，对民众提供保护。但是政府应当以什么样的标准来应对科技风险？通常有以下两个标准：预防原则和成本效益分析。成本效益的支持者认为，预防原则一方面付出的代价过高因而昂贵，另一方面在事实上并不可行。然而，由于成本效益分析本身的反事实论证的属性、无法回应价值通约的问题以及科技风险的人为属性，预防原则应当成为政府以法律的手段因应科技风险的主要原则。     

重振“实业”

有利于促进经济平稳发展和增强国力的实体经济,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将成为我国经济工作重心所在。近年来,受成本不断攀高、融资受限、市场不稳定性等因素交叉影响,我国实体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     

有关公平收入分配的国外税收经验借鉴

目前发达国家普遍建立了以个人所得税为主,以社会保障税、消费税、财产税、遗产税和赠与税为辅的税收调控体系.借鉴发达国家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税收经验,可以完善我国公平收入分配的税收制度.     

全面提升能力素质推进事业稳健发展

当前，世界经济形势总体上仍十分严峻复杂，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和问题仍很突出，尤其是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阶段性特征，长期和短期问题相互交织，结构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相互作用，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相互关联，金融领域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潜在风险。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对税收职能作用的发挥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充分发挥税收调节经济和内在稳定器的职能作用，促进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改善民生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财力支持，是党和人民赋予国税部门的神圣使命，也是国税机关作为国家重要的经济执法部门的职责所在。     

虚假民事诉讼的形成机制与风险控制——从经济视角分析

以经济分析方法研究虚假诉讼的成因,可以在微观层面剖析虚假诉讼行为的成本与收益.虚假诉讼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失败的风险成本,收益则以经济利益为主.直接成本较低、失败的风险可控,有利于行为人达到成本最小化目的,从而提高了虚假诉讼的成本与收益之比,且这就是虚假诉讼多发的主要原因.提高虚假诉讼被发现的几率、加重对虚假诉讼的惩罚、提高虚假诉讼失败的风险成本是遏制虚假诉讼的主要手段.     

剥离还是吸纳: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关系转变

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是不断变化的,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在宏观层面,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关系是一个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的变化过程;在中观层面,政府部门对社会组织的监管从"科层管理体制"到"双重管理体制"再到"分类控制体系";在具体运作的微观层面,双方的关系是一个从"事业单位"到"挂靠单位"再到"枢纽型社会组织"的过程。其间,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缓慢剥离,整个变化过程的动力来源于治理主体的变化和治理技术的创新,背后的机制则是分散治理风险和降低治理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