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视域下流动老人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成都市的调查

伴随城镇化和老龄化,空间转换过程中流动到大城市的老人在居住环境、经济状况、社会交往、社会参与等方面出现空间排异。年龄、同住人数、居住年限、是否农业户口等人口特征变量以及人均住房面积、个人月收入状况、自评健康状况、自评社会经济地位、社区满意度、邻里交往频率、社区参与情况等因素均显著影响流动老人的生活质量。基于此,建议政府广泛利用多种就业形式促进流动老人的人力资源开发,加快完善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提升老人异地养老保障水平,重视城市社区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组织开展多样化的社区活动,合理规划城市社区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保障并提高流动老人的生活质量。     

新中国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历史变迁与振兴路径

随着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向公共空间建设的重心转移,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成为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文化建设亟待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从历史维度看,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在不同时期的变迁历程,折射出国家制度安排的内在逻辑。探寻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变迁的演进逻辑和动力机制,对于推进当前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振兴具有较好的启示意义。     

空间观念的理论生成与话语转义——以康德的“先验空间”到“具身化”为例

康德针对绝对空间展开的继承性批判成为重构空间思想的必由路径,他用“绝对纯粹”来替代“神秘经验”,这是一个非神学的空间阐释框架,被誉为“哥白尼式革命”。在划清和传统空间观念的界限之后,康德以“经验”和“先验”为视角来廓清自己的理论构想并论证得出空间的重要属性：经验实在性和先验观念性。从这一结论亦不难看出康德对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的贯通融合,即主体凭借空间化的表象,将内感官之“我”视为审美对象,这实际是上承“先验感性”中的论述。除此之外,康德空间观已预设了现象学的基本判断,这实际上开启了空间研究从经验性走向境域化、从形而上走向“具身化”的可能性。     

城市“微更新”让老街区焕发新活力

中共江苏省委十三届八次全会指出,要抓住我省作为全国唯一的美丽宜居城市试点省的契机,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城市是一个生命体,城市更新则是实现新陈代谢、增强整体机能的调节机制。随着我国城镇化率超过60%,城市发展的重点已经从用地规模的拓展逐步转向功能品质的提升,城市更新正在成为城镇化下半场的主旋律。作为特大城市、中心城市和省会城市,南京已进入增量存量并重、在存量空间中实现增量价值的发展阶段,城市更新将是未来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坚持高标准打造产城融合示范区

产城融合示范区,是指按照产业与城市融合发展的理念,依托现有产业园区,在促进产业集聚发展的同时,加快产业园区从单一的生产型园区经济向综合型城市经济转型,成为产业发展基础较好、城市服务功能完善、边界相对明晰的城市综合功能区。2016年9月,盐城市盐都区以盐城高新区为主阵地,成功获批全国首批、苏北唯一的国家级产城融合示范区。近年来,按照产业与城市功能融合、生产与生活空间整合、历史与现代高度契合的要求,重点探索开放式产城融合发展路径,产与城同步规划、同步建设,以产促城、以城兴产,发展质量持续向好,示范区建设取得初步成效。     

有效推动京津冀创新链和产业链双向融合发展

根据莫兰指数测度,京津冀三地创新活动空间相关性不显著,说明三地间科技创新的联系度、融合度和均衡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从国际层面看,推进创新链和产业链融合发展是我国应对全球产业链重构挑战的重要举措,中美贸易争端和新冠疫情冲击使得全球产业链遭受巨大挑战,产业链的本地化、区域化、链条缩短的趋势将进一步加强。     

出台乡村振兴的地方性法规

郊区是首都发展的战略空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系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6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为加快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考虑到乡村振兴是一项长期工作,结合北京市生态涵养区建设取得的重要制度性成果,建议出台专门的地方性法规《北京市乡村振兴促进条例》(以下简称"促进条例"),为乡村振兴提供法治保障。     

推动生态富民 实现“绿富同兴”

生态涵养区为北京市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生态安全屏障,将生态涵养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态空间加以重点管护,是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重大举措。"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将"绿"转化为"富",是我们最终要实现的目标。     

消退文件检验常用的方法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涉及消退变造文件的案件不断增多,同时,文化用品中的书写工具、书写色料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在实际案件的检验中,被消退变造的文件不但有纸质的,还有塑料和金属材料的。文件检验的任务就是证明消退变造事实,显出被消退的字迹。     

国际邻避：全球生态治理的困局与应对

全球生态治理是管窥全球治理的重要棱镜,也是应对全球生态危机的可行密钥。然而,囿于各治理主体的身份失衡,既定国际秩序与全球生态实践的原有预期存在抵牾,且未能有效兼顾相对贫困经济体的实质性利益,其负外部性不断引发国际社会担忧,产生国际邻避困局。在风险不确定的背景下,国际邻避困境的生成具体表征为环境正义与国际空间秩序的张力呈现、民众风险感知的放大效应与政府科技理性的功利效用以及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空间权利归属的分配性冲突、跨域生态环境的共享性冲突与国家身份属性的内生性冲突是国际邻避困局产生的主要肇因。面对愈发显著的国际环境群体性事件,为规范环境保护进程,全球生态治理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倡导开放包容的多边主义,推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主体多元化;坚持平等互帮互助互信,打造“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提升生态治理科技水平,开展全球生态治理多领域合作。唯有如此,“地球生命共同体”的蓝图愿景才得以擘画,全球生态合作共治的绩效才得以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