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听资料概念辨析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视听资料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日益广泛。视听资料是我国民事、刑事、行政三大诉讼法中规定的一种重要的证据种类。但我国诉讼学界对于视听资料的概念和范围的认识并不一致,理论上的争议必然影响司法实践的应用。明确界定视听资料的概念和范围,同时探讨私录视听资料的性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私权力也不是无限制的

在一些西方国家,警察在未查明被检查对象的身份前,通常会用枪指住对方。在这些强调人权的国家的公民为什么会认可呢?显然他们知道,个人无权当场对抗公权力。中国现在需要的不是挑战警察维护公共安全的权威,而是要进一步加强警察的权威性。     

民事诉权制度:一种私权的公力救济

民事诉权作为私权的公力救济路径集中展现了宪法的永恒命题,它涉入私权空间范围及其程度折射出私力救济与公力救济之间的辩证博弈;民事诉权介入私权空间的正当性源于私力救济的有限性和公力救济的有效性;民事诉权介入私权空间的程度决定于私力救济的有效性和公力救济的有限性;在宪法框架内私力救济和公力救济达致和谐的配比。     

论私录视听资料的证据能力

未经当事人同意而录制的视听材料有可能涉及被录制者的隐私.之所以规定不得采用法律所禁止的方法收集视听资料,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隐私权.传统理论认为侵犯被录制者隐私权的私录资料不具有合法性.但隐私与隐私权并不相同,对私录资料证据能力的认识须从解释论与立法论的角度分别考虑.从解释论角度,如果私录资料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那么该证据资料便会因不具备合法性而被排除在诉讼之外;如果只涉及隐私而未侵犯隐私权,便可具有证据能力.而在立法论,那些即使侵犯了隐私权的私录资料也同样具有证据能力,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但这并不妨碍隐私权人在本案诉讼结束之后对侵权人另行提起诉讼保护自己的隐私权.     

从超市搜身案看自助行为的法律定位

我国民法中尚没有自助行为的法律规定,但在实际生活中自助行为并不少见。行为人如何既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又符合法律的规定,本文就自助行为的法律定位进行一定的探讨。     

唐代的请托及其法律治理困境

请托是包括唐代在内的传统社会的普遍现象。唐代实践中的请托从类型上看主要有司法请托、科举请托、铨叙请托、政治性请托;从途径上看包括直接向主司请托、委托监临势要向主司请托、委托与主司关系密切之人向主司请托、委托与监临势要关系密切之人向主司请托;从手段上看包括以财物请托、以情色请托、空手请托。唐律对请托罪作了规定,同时追究请托人与受请托人的法律责任,但效果显然不理想。既因实践中请托方式的隐蔽,也因监临势要权势的威慑抵消了法律制裁请托的威力,而根源在于传统社会公权力的私化及其有效监督之缺乏。     

著作权法“个人使用”的价值考察

我国著作权法将"个人使用"视为法定免责情形的合理使用行为。伴随数字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个人使用是否依然合理"乃至"著作权法是否还需要个人使用"等问题成为著作权法极具争议的课题。个人使用推动信息在社会文化交往与互动中产生"涟漪"效应,在著作权生态关系中具有不容忽视的"公共"价值,同时在个人表达自由和私域自治等两个层面还具有重要的"个人"价值。在对个人使用进行价值考察时,不能脱离著作权生态关系。著作权人和使用者都是著作权关系的主体和参与者。就著作权人实现作品价值而言,应放在与他人及整个社会关系的联系和比较中加以衡量。     

从社会转型看政府在公私领域价值取向的重心偏移

在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政府在公私领域价值取向重心对社会将产生重大影响。转型初期的政府采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理念,价值取向重心向私域偏移。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矛盾逐渐凸显。在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政府价值取向重心应逐步向公域偏移,做到效率与公平并重。     

论公民的私域自治权

随着计算机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公民的计算机虚拟、无形私人空间的权利保护问题日益突出.然而现行宪法关于公民的私域自治权仅限于有形的私域--住宅,却没有涉及无形的私域--网络等.宪法理论应明确公民私域自治权,公民的私域自治权包括住宅、通讯(信)等有形空间的私域自治权也包括网络等无形空间的私域自治权.要完善公民的私域自治权首先要扩大宪法私域自治权范围,其次建立开放、发展形态的基本权利立法技术模式并明确界定私域自治的法定内涵.     

“商法公法化”之逻辑思辨

“商法公法化”这一命题存在以下逻辑错误：第一,将“公法”概念偷换为“强制性法律规范”或“严格责任”;第二,商法属于私法是定性分析,但论证“商法公法化”又改采定量分析;第三,部门法划分方法不周延导致商法与经济法界限不清。“商法公法化”所反应的真实本质是国家公权力对私人商事关系的干预,只是国家对私人商事关系的干预并不都体现为公法,涉私强制性法律规范亦体现为国家对商事关系的干涉但属于私法。国家对商事关系的干预主要体现为涉私强制性规范;商法公法化趋势并不明显,无法获得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