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私力救济——基于远程控制网联物的权利实现

数字经济社会中物的网联化，使权利人可以通过远程控制义务人占有的网联物来督促其履行或者直接实现权利，此即数字私力救济。我国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了大量数字私力救济案件，但学理研究尚不充分。数字私力救济作为非暴力且通常基于当事人合意的自力救济手段，不但具有合法性，而且具有法政策优势，法律应当肯定其正当性并予以积极规制。物权法的规制作用体现在，占有保护规则型塑了数字私力的合法性界限。不同数字私力形态与占有保护的关系不同。“闭锁或取走型”私力构成占有侵夺，需要义务人的有效事前同意才能排除占有保护，“软件锁定型”和“云服务停止型”私力则不构成占有妨害。合同法的规制作用体现在，一方面，质量瑕疵规则会对远程控制系统的效果起到限制作用；另一方面，合同关系存续使得当事人有义务避免远程控制，为解除这种义务，操控方要么需要法定依据即抗辩权，要么需要意定依据即“数字私力条款”,对该条款的内容应当按照正当程序理念加以严格规制。     

股东协议暗箱治理的公司法回应

现代公司法在具体类型样态和治理模式上存在法域差异，但在治理结构形成机制上普遍遵循立法供给的法定结构与公司章程的私序定制，以确保公司治理结构的公开透明。然而，公司治理实践中却大量存在通过股东协议建构治理私序的暗箱操作，以此实现所有权与股东权的分离以及表决权与控制权的分离，规避了公司法对治理私序定制范围和结构的法定限制。通过股东协议的暗箱治理会消解公司法固有的结构性，加剧治理机制的不透明性，损害公司及其相关者的利益，也会造成协议效力的不确定性。股东协议不应成为契约自由的任性领地，我国公司法应当明确将治理型股东协议纳入调整范围，并着重从识别标准、效力要件、义务责任方面积极回应治理型股东协议的特别调整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