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宪共和之民初启蒙及反思

面对晚清政府的衰落,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以共和为旗帜成功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共和国时期,但民初共和国随后便偏离了共和的轨道。从阿伦特的共和与革命理论来看,立宪共和与现代革命休戚与共。辛亥革命的成功,从共和的角度来说,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革命和共和的交融,但之后的失败则在于未知共和之原理。从共和主义的当代发展走向来说,传统的人民主权观甚至宪法文本观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批判或修正,人们关注的重心正转向动态的法治和制度运转。     

论宪法与刑罚的关系 以日本法为中心

所谓刑罚权,指的是将某种行为定为犯罪,并对违反者科以刑罚的权力。因此,作为限制人权的公权力,其成立的基础与适用范围,都必须从宪法角度阐明。在近代立宪主义下,如法国学者西耶斯所言,所有国家权力,均为宪法设置的权力,都必须以宪法为基础,在宪法规定的条件下行使。特别是对人权进行限制的权力,从人权的不可侵犯性与人权保障的目的来看,则是宪法所允许的例外情形。     

1982年宪法立宪目的分析与思考

1982年宪法在总体上说是一部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完善的宪法,其立宪目的基本分为四个方面,即确立四项基本原则、确立国家的根本任务、确立列举与概括的政府权力体制以及确立违法主体与违宪主体一体的模式。将1982年宪法的立宪目的与普遍主义的宪法目的相比较,发现它们在立宪目的上存在着差异。如何改进宪法中存在的问题,当是今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发展必须认真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对清末民初中国宪政理念转型的分析

清末民初的宪政理念,历经由改良主义到君主立宪、再由君主立宪到民主立宪的转化历程,达到了近代宪政的高潮,为近代中国权利理念的转化奠定了基础。但是,近代中国的宪政建设,始终面临神、俗两界的尴尬。帝制崩溃,共和未能真立,表明近代中国不具备宪法运行的社会环境。中国近代宪政建设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发生在东西文化碰撞这一历史大背景之下,接受西方宪政模式的引领,进行宪法移植,并大搞宪政建设,而本国固有的人生态度、生活模式等却不匹配,以至宪法只能保持其神圣性价值,无法在世俗中运行,其理论功能无法转化为"法在行动中",徒具空文而已。     

论现行宪法修改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

经济体制改革是我国现行宪法修改的根本原因,其原因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关于法与经济基础关系是二者关系的理论依据,而宪政意识的增强、经济立宪时代浪潮的导引、市场经济与宪法关系的现实把握则是二者关系的现实依据。     

21世纪日本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建立与破裂

21世纪以来,日本共产党为建立统一战线付出许多努力,一度成功建立起同立宪民主党等在野党的统一战线;然而,两次国政选举失败后,统一战线旋即走向破裂。统一战线以“在野党共斗”为主要形式,以争取选票和议席为重点目标,加之日本民众对日共的成见较深,成为导致统一战线破裂的外源性因素。日共方面的内生性原因则包括党势不断衰退,对盟友的吸引力下降;群众工作乏力,忽视下层统一战线;党内问题未决,引起社会负面影响等。日共应保持主动,增强自身力量,积极应对未来变化。     

宪法泛政治化的逻辑归谬与历史反思

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创立的“政治问题不审查”之宪法惯例及与美国宪法传统相契合的政治观,将对宪法正当性的逻辑判断转读为对于主体的道德依赖,其生成的逻辑结构未免带有强迫性,导致宪法的泛政治化。近代旧中国立宪的逻辑怪圈亦然:宪法“移植”使得“应然宪法”性状无法获得“实然宪法”有效地证明,则悖论产生;“自上而下”的立宪路径和权力本位,使得宪法缺少正当性基础;明显的“工具性”特征,造成“政治”与“宪法”的“目标冲突”,形成“体”和“用”的二律背反。事实就是:宪法的泛政治化是一个世界现象,防止宪法泛政治化,宪法司法化具有价值上的合理性,但以司法化为导向的中国宪政目标之实现尚需经历一个长期的准备阶段,要防止两种极端倾向:悲观主义和冒进主义。     

全面正确认识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政制发展的决定

2004年4月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第7条和附件二第3条作出解释；当月26日又作出关於2007年行政长官和2008年立法会产生办法有关问题的决定；2007年12月29日再作出关於2012年两个产生办法及有关普选问题的决定。用最近吴邦国委员长的工作报告上的话，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香港基本法的立法原意，对基本法及其附件有关条款作出解释并通过相关决定，对保障基本法正确实施、推进香港民主健康发展、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应时而生的清末“立宪团体”

历代封建王朝为了维护专制统治，均严厉禁止人民结党立会。清王朝以少数民族统治中国，害怕汉人反抗，禁令尤严。1898年戊戌变法时维新志士发起成立了极少数团体，不久被慈禧太后严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