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转化型抢劫犯罪中的几个问题

我国刑法第269条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抢劫罪的规定定罪处罚。该条规定在理论上被称之为转化型抢劫犯罪。对于转化型抢劫犯罪所涉及的一些问题,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存在着较多争议。本文试就     

兵种符号：小小标志有名堂

兵种符号是佩戴在领章、肩章和臂章上，用以表明军人所属兵种的识别标志。它的图案由单一或多种象征性图形组成，一般用金属或塑料制成。现代世界各国军队多有兵种符号，其种类多样，规格不一，造型别致，能反映出各个兵种的特点，如以降落伞和飞机图案表示空降兵，以坦克图案表示装甲兵，以古代火炮、现代火箭表示炮兵，以两枝步枪交叉构成的图案表示步兵，等等。     

暴力文化与暴力犯罪

暴力文化是反映暴力行为发生过程、后果及暴力行为规范的文化,属亚文化范畴,具有多样性、凶残性、欺骗性等特征,是诱发暴力犯罪的“加速器”。因为它能为暴力犯罪提供诱发氛围、价值取向、社会暗示和模仿范本等,所以,要控制暴力犯罪,必须采取有力措施遏制暴力文化泛滥,同时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消解暴力文化等。     

暴力袭警之刑法解读

"暴力袭警"本身并不是一个专门的法律术语,泛指一切暴力袭击人民警察的行为。由于近年来"暴力袭警"的事件日益增多,有为数不少的专家和学者建议在刑法中增设"袭警罪"。对于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暴力袭警行为,现行刑法完全有可能对此进行规制,足以保护警察不受伤害。如果仅仅因为刑法对于暴力袭警的某些行为无法适用,害怕放纵罪犯,从而增设一新的罪名,其导致的是刑法罪名的虚置,浪费立法资源,也不符合刑法的谦抑性要求。     

单位应是抗税罪的主体——建议修改《刑法》第211条

刑法否定单位在抗税罪上的主体资格,导致刑法对单位抗税行为难以适用.否定单位在抗税罪上的主体资格,是出于恪守"单位不会实施暴力、威胁行为"的刑法理论.但是,刑法在走私罪、强迫交易罪等上并未坚持这一刑法理论.因之,单位不能成为抗税罪的主体的理由并不成立,刑法第211条亟需修改.     

“对妇女暴力”问题的法律分析

"对妇女暴力"问题一直是家庭暴力的核心问题。"对妇女暴力"的成因之一是传统法律文化的压制,之二是现代法律干预的局限。应从立法、执法等方面加强研究,制定相关的法律对策,防治"对妇女暴力"行为。     

暴力取证罪认定中的疑难问题

暴力取证罪的犯罪对象是刑事诉讼中的证人,客观方面表现为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使用暴力"与"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是两个不完全相同的概念.刑事立法时将暴力取证独立成罪,意图在于加强对那些不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人的人身权利的保护.出于逼取证言之目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讯逼供的,应定刑讯逼供罪.     

论关键象征符号

本文是人类学家谢里·奥尔特纳教授（Sherry Ortner）发表于《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73,75 (5):1338-1346）的《论关键象征符号》（On Key Symbols）一文的中译。以谢里·奥尔特纳的关键象征符号理论为对话比较的参照,对继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象征符号理论,发展中国特色的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象征符号理论,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具有重要的学理和学术意义,有助于我们建立国际比较视野中的中国式象征符号理论和中国式象征符号话语体系。其一,奥尔特纳对符号学的贡献在于：廓清了对符号的分类,归纳概括出与之对应的两种功能,对于符号的认知具有原理性意义。她指出,对各类符号的第一个主要分类,是沿着一个连续统,并且把它的两端分别称为“总括”和与之相对的“细化”。她强调这是一个连续统,同时要从这个理想型的两端入手。其二,奥尔特纳的研究为我们认识符号类型,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这对于我们在跨文化语境中认知、了解中华文化体系中的关键符号,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学术视野和学理路径。她认为,细化象征符号类型之所以受到珍视,主...     

广告文化语境的变化对广告功能结构的影响

现代广告文化语境的变化对广告传播符号的功能与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促使广告传播符号发生文化转向:基本功能的人本化、传播功能的沟通化、符号结构的视觉化。广告符号的文化转向引起广告文案的结构与功能产生巨大变化:功能范围缩小为配合图像、引起注意、传播品牌信息;功能重点在于品牌符号和品牌核心价值的传播;正文(内文)表达的视觉化、感性化,强化了感性沟通功能;广告口号功能得到提升;构成要素简化,要素的组合方式追求陌生化效果。     

对“农民暴力抗征地”现象的思考

各地政府一直未能妥善处理好失地农民的利益问题,在征用土地过程中出现了农民集体暴力抗拒征地的现象。失地农民主要面临无法融入城市生活,无法找到合适工作,无法得到长期保障的严峻问题。土地产权不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和政府责任缺失是引起征地矛盾的主要原因。可以从明确农民主体地位、推进农业用地创新制度,建立针对失地农民的全面社会保障机制和加强教育投入力度、培养失地农民再就业能力三个途径来解决失地农民利益受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