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因素与1989-1993年的中美关系

1988年李登辉执掌台湾以来,台湾因素从局部性因素逐步演变成为阻碍中美关系正常发展的全局性因素.这不但是台湾本身局势变化的结果,也是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结果.从1989年到1993年,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在邓小平的支持和指导下,稳妥而得体地处理两岸关系和中美关系,比较顺利地渡过了中美关系的危机期,中共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对台政策,也有了较大发展.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的创新精神和科学成果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特别是十四大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根据不断发展变化的国际国内新的形势和环境,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勇于创新,特别是进行理论创新,在新的伟大实践中推动了邓小平理论不断丰富和发展,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创新实践的历史过程。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创新实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也是创新实践,建设有中国特色…     

第十届台湾民情研讨会在长沙举行

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组织召开的第十届台湾民情研讨会于6月25日至27日在湖南长沙举行。全国政协常委、台盟中央副主席吴国祯、全国台研会副会长姜殿铭、     

对“八大”路线中断的再认识

党的“八大”是建国后我党召开的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会议。“八大”路线是正确的,但由于多方面原因却未能坚持下去。分析“八大”路线中断的原因,对于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党内法规制度“1+4”体系之我见

“1+4”体系是对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集中概括,也是传统性、权威性认识,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在指导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近年来党内法规制度实践展开和研究深化,党内法规制度“1+4”体系存在的不足日益显现出来,完善这一体系显得愈加重要和紧迫。目前看,这一体系并未全面反映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总体情况,难以对党内法规制度作出准确分类,存在交叉重复问题。为此,应该建构起一个新的党内法规制度“1+1+3”体系,其中第一个“1”是指党章,第二个“1”是指一个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3”是指“综合性党内法规制度”“党的领导法规制度”和“党的自身建设法规制度”。这一体系呈现为三个层次,具有逻辑和结构上的科学性和严密性。新体系突出了党内法规制度制定工作规划的地位作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党内法规制度传统分类中存在交叉重叠的问题,更加重视发挥综合性党内法规制度的地位作用,有利于促进党内法规制度理论研究的深化。     

第三部门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作用及实践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的深入发展和政策体制改革的不断完善,第三部门开始在我国发展壮大,逐渐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当中,彻底改变了原来由政府领导的单一的、自上而下的权利运行体制,促使自下而上的草根参与意识不断增强。但是由于第三部门的政策参与仍存在参与机制短缺、参与秩序混乱、现行法律滞后、政治文化缺失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国必须做出以下一些改变:政府应转变自身观念,准确定位;加强第三部门自身的参与能力;健全立法,完善参与机制。我国政府部门如能做到以上这些改变,第三部门将会在公共政策参与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公共政策的制定也将更加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建立市场经济的开发机制 发挥战略高地作用

<正> 启动西部大开发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按照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统揽全局、审时度势,对国家经济布局投向和区域经济作出的适时调整,是面向21世纪的重大战略决策。     

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基层党组织建设理论的重要发展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组织体系的基础,是党实施领导的基础,是党执政的基础。如何夯实党的这一基础？第三代领导集体进行了大量开拓性的探索：强调了抓好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要性;提出了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指导方针;明确了各级党委抓好基层党组织的责任制;明确了各类基层组织的不同作用。     

加快我市信息化产业步伐 建成北方经济中心

中共中央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明确指出：信息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也是我国产业化升级和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关键环节。今年来,中共天津市委、市政府对我市信息化建设也给予了高度重视。正在深刻地改变着经济增长方式、社会生活乃至人们的思维方式。加快我市信息化产业步伐,用信息化推动现代化,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关键,是我市经济发展全面上水平的重要标志。     

对我市“十五”计划中有关经济发展问题的几点建议

中国民主建国会天津市委员会在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和立昌同志在天津市区县局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精神的基础上,结合我市改革开放20年来,特别是“九五”期间我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就我市“十五”计划的编制提出以下意见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