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全球化时代要“重估一切价值”

从经济学上讲,不存在中国奇迹。没有奇迹,只有常规。常规就是走全世界共同的发展道路,一定要强调特殊国情,独辟蹊径,历史已经证明此路不通。正所谓殷鉴不远,希望那些无视走过的弯路,仍然试图找到第二条道路、第三条道路的人们警醒为是。     

“带着问题超速前行”

《中国世纪》站在历史意识和全球视野的纵横坐标上,梳理中国和世界的过去,分析中国和世界的今天,展望并预言在全球化洪流中中国的未来。读完此书,笔者想起了另外两本曾产生较大影响的书,即1980年代后期问世的《山坳上的中国》和1990年代后期面市的《现代化的陷阱》,这三本书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民族对国家对社会对民生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感怀。如果说刘涛先生的这本《中国世纪》有什么不同之处,     

外国政党动态（11月16日-12月15日）

11月19日,世界左派政党大会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召开,来自全球52个左派政党的150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在会议闭幕式上提议遵循1938年成立于巴黎的第四国际的路线,成立第五国际,“应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     

《台湾研究》注释体例

一、中文注释采用尾注,全文连续注码,注码放于标点之后,注码号为[ ]二、注释例（一）著作类（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31页。     

算力驱动的新质生产力：本质特征、基础逻辑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本文提出算力驱动新质生产力,系统阐述了算力成为新质生产力核心要素的理论逻辑,深入洞悉了算力引领人类社会迈向数智文明的发展趋势,探讨了算力、新质生产力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并立足新质生产力视域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路径。研究认为,算力正在加速成为驱动社会生产力变革的关键力量,引领生产方式从工业化社会向智能化社会转变,是塑造未来新发展格局的决定性变量。算力与数据、算法的交互融合,正在催生数字化、智能化、生态化的新质生产力形态。新质生产力的提升反过来也进一步促进了算力生态的创新与应用,形成相互赋能的良性循环。与此同时,算力驱动的智能革命正在重塑经济运行规律、社会资源配置方式、国家治理理念等,成为数字化时代国家治理变革的内在驱动力。由此,本文提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立足算力驱动的新质生产力视角,实现“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协同发力,既要在算力基础设施、算力生态以及核心技术跃迁等方面加大战略布局,又要在基于场景的人工智能应用等环节充分释放市场活力,最终形成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有机结合的发展新格局。     

历史规律与自由选择关系的嬗变——兼论当代西方左翼的缺失

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历史规律被视为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石。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曾经处于风口浪尖的历史规律似乎已经无可挽回地被人遗忘。其主要原因是,随着所谓多元化和个体化时代的到来,传统上那种见物不见人的历史规律观与现代人渴望更广泛的自由选择权之间的矛盾日益彰显。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历史规律与自由选择从蒙昧的合到有意的分,再到更高层次合的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马克思理论论述了客观规律和自由选择的辩证统一,西方左翼的问题在于他们没有以动态的学术思想史视角对马克思各阶段文本进行脚踏实地的解读,因而难以发现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中经济、文化两条线索的交织,结果与前苏联理论家一样误读了马克思历史规律与自由选择的辩证关系。     

户籍制度改革与中小城镇发展

户籍制度改革已经由社会呼声转变为国家政策。尤其是,中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步伐最大,户籍制度改革必然促进中小城镇的发展。文章认为,当前我国户籍制度附加有较多利益,人口迁徙具有国际移民制度特征;推动户籍制度改革的推力是农村功能减弱,不能再承担经济发展原始积累和就业“蓄水池”的作用;推动户籍制度改革的拉力是中小城镇发展需要,这也是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要求;将来中小城镇的发展竞争将由GDP转变到提升公共服务上来,中小城镇应坚持创新,分轻重缓急,逐步提升当地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美国企业合规监管人制度及其启示

美国的合规监管人负责监督和评估涉案企业对《和解协议》的执行情况。其相对于涉案企业具有独立地位,这种独立性由“政府审查+职业声誉”机制提供内外双重保障,并应当从“看守式独立地位”向“合作式独立地位”转型。其职权范围因案而异,但其履职时的因案制宜离不开履职前的有据可依,并且其职权总体上在不断扩大,因此需要来自涉案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双重制约。美国合规监管人制度对我国合规监管人的制度建设具有如下借鉴意义：首先,应当引入独立性审查机制与建立职业声誉评价机制;其次,其报告内容和程序应在合作式独立地位的立场下规范化;再次,在其督导下制定的合规计划可以视条件简化和视情况调整;最后,其督导权与调查权应在赋权和限权的双重变奏中重构。     

关于“满洲第五一六部队”的几个问题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迅速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以关东军化学部（通称号：满洲第五一六部队）为核心的化学战基地,公然违反国际公约研发、使用化学武器,中国人民深受日军化学毒剂之害并延续至今。关于满洲第五一六部队的历史沿革、人员编成等问题是研究日本化学战史的重要内容,囿于部队的特殊性、绝密性和隐蔽性,且关键证据链缺失致使相关研究难以深入开展。新近发现保存在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的《关东军化学部略历》等新资料、新证据,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可与我国馆藏档案相互印证,也为解决满洲第五一六部队存疑问题找到了新的突破口。     

平台控制下个人信息数据的权利配置：对第三方原则的双重反思

在侦查场景中,平台控制下个人信息数据的权利配置关系到相关信息能否获得保护、相应的取证手段是否属于强制性措施而受到规制,美国判例中呈现的第三方原则提供了一个解读的视角。该原则的理论基点主要包括公民对向第三人传递信息的行为自担风险,公民对存储在第三方的数据不具有主张合理隐私期待的权利基础等。然而,第三方原则已然无法适用于平台控制下的个人信息,原因在于信息主体与个人信息之间的联结在信息流动过程中并未被斩断。加之对第三方原则的全景式、本土化反思,可得到平台控制下个人信息数据权利配置的基本构造：一方面,以信息主体之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为内核,涉及隐私权、个人信息利益、通信秘密等权利基础;另一方面,对于平台而言,相关数据调取措施所造成的干预集中于平台的经营自由权,包括个人信息保护义务的克减与协助数据调取义务的课予,平台借此得以与执法机关积极博弈,构成个人信息保护的外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