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能否适用普通程序简易化审理之初探

本文认为,对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又作有罪答辩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突出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和教育的前提下,有条件地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不仅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诉讼成本,提高庭审效率,而且也体现了对未成年被告人司法的保护,有利于未成年犯的矫治和改造。     

刑事普通程序简化审问题研究

目前，全国许多法院都在积极推行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化审。今年5月，笔者所在的中院也组织辖区部分法院负责刑事审判工作的同志到省外兄弟法院考察学习。回来以后，又集中进行了庭审观摩。普通程序简化审已经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但笔者认为，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爷爷叫我回去讨老婆”——“简化管理”思辨

著名文人黄永玉讲过一则笑话：有学生递假条给校长，上写“生姑父之岳父令返家，因生之岳父有女出阁。请准假若干。”校长发火，责备该生假条写得累赘，要求他“简言”!该生改答：“爷爷叫我回去讨老婆。”校长斥之：“胡扯到这样地步!”该生感到委屈．哭诉说：“无转折跌宕．不似做文章办公文样子……”     

刑事诉讼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简化审的不可比较性及其他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第三章第三节（一百七十四条至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的刑事诉讼简易程序与2003年3月14日试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下文简称《意见》）相比，两者同属于在刑事诉讼中对普通程序的简化。尤其是后者，在实践中更被直接称为“普通程序简化审”。对此，作者为了使两者不至于混淆，试图从两者的不同本质上进行分析，尤其是对“普通程序简化审”在实践中遭遇的尴尬（主要表现在程序的启动、利益的倾向、法律的后果等方面）与读者进行探讨，以求得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更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及可操作性，并尽量使得每一个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能更有效地获得法律救济。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证明标准——推动程序简化之关键所在

当前理论界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证明标准是否降低存有分歧,但认罪认罚案件大多因被告人自愿认罪而事实清楚、证据扎实,这类案件由于达到证明标准的难度较低所以程序相应简化,并非程序简化故而可以降低证明标准.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应当强化审前"证明准备"使得证据组合接近,甚至达到证明标准,藉此在刑事诉讼之纵向构造上启动程序简化,而庭审中需要在控方完成"他向"之"司法证明"的基础上,着重审查被告人认罪的自愿性、明智性和明知性.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川底下

川底下村,原名"爨底下".因其村北有崖头,远眺似灶,人称"爨头";又因村落位于崖头之下,故名曰"爨底下".又一说,川底下村因位于明代"爨里安口"险隘峡谷的下方,故名.由于"爨"字笔画太多,较难书写,因而当地村民中流行一个顺口溜:"兴字头,林字腰,大字下面架火烧".1958年简化地名用字时,因"爨"、"川"谐音,遂把"爨"字改写为"川"字,将标准名称定为"川底下村",沿用至今.     

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运行困境及其破解——从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19条第2款切入

2018年《刑事诉讼法》确立的机动侦查权功能定位在于“适时监督、个案正义、备而不用”。着眼未来,机动侦查权“引而不发,应用尽用”灵活地发挥作用才是其功能的发展方向。在近年司法实践中,由于审批程序过于严苛,“重大犯罪案件”“可以”等立法语言模糊,机动侦查权功能未得到充分发挥。因此,应当以既有规范为基础,针对性破解机动侦查权的运行瓶颈,保证其法律监督及犯罪侦查的双重功能得以贯彻。     

浅谈1081常用字的形体变化规律

汉字发展至今已有五六千年历史,无论是字形、字义还是字音都已失去了本来面目,但通过对汉字字形的历史演变进行追溯,不仅能还原原始面貌,还能加深对汉字的认识.因此,本文从现代汉语3500常用字中有繁体字形的1081字出发,对其形源、发展演变和简化方式进行分析,试图对汉字形体演变的规律性提出见解.     

刑事简易程序系统的形成探析

刑事简易程序系统内在构成包括行为方式简化和主体简化两个层次。方式简化是整个刑事简易程序系统的核心,包括认罪答辩程序、辩诉交易程序、处刑命令程序等纵向模式。主体简化模式包括审判方简化之独任审判、控诉方简化之自诉、控诉方简化之警察机关起诉、辩护方简化之缺席审判等。我国刑事简易程序改革的前提,首先应在理论上对刑事简易程序的概念进行界定并尽可能取得共识,重点是广义与狭义的理解以及刑事简易程序的相对性,以此为理论前提构建我国的刑事简易程序系统。     

普通程序简化审改革思路检视

普通程序简化审以提高诉讼效率为技术性目的。然而,诉讼程序的简化往往导致案件真相发现能力削弱、诉讼权利总量绝对减损与被告人自愿性和理智性难以有效保障等弊端。在中国现实中,"权力型诉讼经济"效率提高的收益并不明显高于个人权利放弃的代价,因此,应以"权利型诉讼经济"模式为目标来重构刑事简易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