蚁群算法在网络舆情中的信息传播路径预测研究

准确预测社交网络中舆情消息的传播路径是公安舆情管控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为此,提出一种基于用户行为及蚁群算法的最优路径选择算法。该算法首先能够根据用户个人背景改变信息素初始分配机制,提升算法的计算效率;其次该算法能够结合实际用户行为改进启发式函数,以此降低算法盲目搜索的概率;另外该算法从全局和局部的双重角度对信息素的更新机制进行了改进,有效的避免了算法陷入局部最优;最后该算法引入路径评价函数对最优路径进行评价和分析。实验通过和两种经典的路径寻优算法作对比,证明该算法能够结合用户行为、最短路径以及蚁群算法的优点找出最佳的消息传播路径,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创新性。     

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复合生态正义原则与实践路径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倡议与实践。它正视历史、反观现实,在坚持生态普遍正义与生态差序正义相统一、生态持有正义与生态分配正义相统一、自然空间生产的生态正义与社会空间生产的生态正义相统一的基础上,对当代全球生态正义作了复合性的阐释。通过坚持人文与技术相统一,重构自然生产的空间正义;坚持历史与现实相统一,重构全球空间生产正义;坚持一体化与差异化相统一,重构城市生产空间正义,探索出一条充满中国智慧的实践之路,为全球生态正义困境的破解提供了“中国方案”。     

野生动物立法公共卫生安全功能之完善

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改应增加公共卫生安全保障之立法目的 .从比较法的视角看,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在公共卫生安全方面包括至少四个漏洞:首先,分类分级基于珍贵、濒危程度,缺乏对公共卫生安全风险的重视;其次,对高风险非保护动物的处置缺乏限制性规定;再次,家畜检疫与人工繁育野生动物检疫未作区分;最后,对人畜共患病的防治缺乏专门机构...     

政治正义: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之维

政治正义事关公共权力的占有、行使和政治秩序是否正当的问题。政治正义通过确保公民的平等与自由、催生公共理性、达成重叠共识,为和谐社会奠定公正性基础、合理性基础和道义基础,因而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之维。当前,我国应当从制度建设和制度执行两方面着手,来实现政治正义、构建和谐社会。     

程序正义及其局限性

程序正义是现代法的程序结构派生出的一种伦理形态 ,其本质为程序之中的伦理、非人格化的伦理、相对化和形式化的伦理、程序化的制度伦理。现实当中的程序正义是选举、司法以及立法、行政管理正当化的观念基础 ,宪政民主体制的伦理内涵。然而 ,程序正义之不幸在于其代表的乃是强者的正义 ,因而对弱者的权利保障是宪政民主体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程序正义理论的再梳理:从《正义论》到《政治自由主义》——遵循罗尔斯思想发展的轨迹

在1971年出版的<正义论>里,罗尔斯将程序正义分为:完善的程序正义、不完善的程序正义、纯粹的程序正义;并认为:纯粹的程序正义决定了结果的实体正义.在学术界,罗尔斯的程序正义理论产生了涟漪:赞同观点和反对主张同时存在.作为自身学术思想的发展,在1993年出版的<政治自由主义>里,罗尔斯修订了其在<正义论>里的观点,认为:程序正义的正义性,部分依赖结果的实体正义性.学术思想的修正,并不代表罗尔斯对程序正义理论的放弃,而是加强了程序正义理论的现实实践基石.     

罗尔斯对平均功利原则的批判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是针对功利主义提出的,功利主义包括古典功利主义和平均功利主义等形式,罗尔斯把功利主义的原则分为古典功利原则和平均功利原则,认为平均功利原则优越于古典功利原则,同时又指出了平均功利原则的理论困难和缺陷,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并论证了“两个正义原则”,实现了对平均功利原则的超越。     

审理期限制度浅析

长期以来,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超审限问题严重影响了审判效率,损害了法院形象及人民利益,对之进行研究和治理,刻不容缓。文章对我国审理期限制度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与国外的相关制度进行了比较,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决超审限问题的方法。     

全球化时代的正义之思:从马克思的观点看

在当前关于全球正义的论辩中,诸多不同阵营的学者著书立说,而马克思的理论却不显见。挖掘马克思的思想资源参与全球正义论辩,是一次重要尝试。这既可以从实然的角度准确阐释全球化的本质,又可以从应然的角度思考何种方式才能真正地达致全球正义。纵观马克思的理论,他的视野不局限于一国或某一区域之内,而是主张"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面对棘手的民族问题,他既承认民族文化、历史和语言具有的重要性,又指出民族问题的产生实际上同不公平的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相关。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但是他肯定不满足其他全球正义论者的谋划,而是致力于消除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超级剥削"和更好地促进和实现人类繁荣。     

人工智能引发的治理挑战及其应对

人工智能在助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方面具有重大优势,但其对人类社会也具有深层次和颠覆性的挑战。当前,人工智能面临技术扩散难以管控、人工智能风险源的不可预知性以及人工智能治理的责任主体的边界不清晰等根源问题。虽然当前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提出了对人工智能发展的引导规范,但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尚未达成普遍共识和一致性框架,因此仍然需要进一步强化和提升对于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探索。一方面要梳理人工智能治理的可行路径,同时也需要加强在实践层面的应对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