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秩序与性别正义——简论辛亥时期的家庭观

人类社会由两性构成,由两性构成的社会通过一个个家庭得以展现,家庭的秩序和价值观直接影响社会的秩序和价值观,反过来,一种新的社会理想和价值诉求也会逐渐渗透于家庭,从而改变人们的价值理念和行为,社会正义与家庭正义相需相发。     

排除非法证据:法律文本与法律实现

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增加了65个条文,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关的主要是第54条到第58条。各界人士均对法律修改的进步意义予以认可,然而在法治社会,法律能否良好运行根源不在于国家的强制、文本的权威、优美的词句,是否经得起正当性论证才是关键。而对《刑事诉讼法》中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修改的正当性论证,关键在于看其能否实现程序正义。     

中断与蜕变:后工业化时代正义观的困境与反思——以南茜·弗雷泽的正义理论为视角

在当前全球化和新社会冲突涌现的背景下,对正义的诉求已经分裂为三种不可替代的维度:经济领域的再分配,文化领域的承认,政治领域的代表权。传统的建立在分配基础上的、以民族国家或地域为基础的规范正义理论已不能满足上述三个维度的正义诉求。面对着后工业化时代的正义中断与困境,南茜.弗雷泽立足于反规范时代背景,提出要建立一种新的正义批判理论,并对非规范的正义的实质、主体和如何实现等问题展开论述。弗雷泽的正义理论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破解社会正义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农村留守儿童平等受教育权的法理分析

寻求制定针对农村留守儿童教育权的专门法律,呼吁将公民迁徙自由权写入宪法,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以及借鉴美国的平权措施实现对农村教育的补偿性正义,逐步建立完善的保障农村留守儿童教育之公平正义的法律制度。     

论惩罚性赔偿的性质

惩罚性赔偿是一种超额赔偿.惩罚性赔偿是否具有惩罚性,理论界存在争议.惩罚性赔偿的定性影响到法律程序的选择和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基于保护受害人人格尊严而进行的赔偿(或者称为精神赔偿)和促使行为人将行为成本全部内化的威慑性赔偿,在性质上仍然归于民事处罚的范畴.对于基于报应正义而进行的惩罚性赔偿才是真正的惩罚性赔偿.刑法适用范围很小,只有当行为人给社会造成严重的危害,且其有非常大的道德可责性时,才能用刑罚威慑.在传统二元结构框架下,有大量的违法行为逃避法律的制裁,三元结构中的惩罚性民事责任可以弥补这种缺陷,强化法律的社会控制力.然而,惩罚性民事责任的扩张,会严重地威胁到个人的权利.因此惩罚性民事责任应当受到严格的监督和控制.     

人工智能背景下刑事错案悖论及消解

我国刑事司法人工智能建设已初具规模,能够确保刑事诉讼定性更为准确、查证更具针对性、程序更为高效、办案质量标准化,但随着技术的发展,也会产生削弱司法自主权、将被控告人降为诉讼客体、使证据审查出现不当倾向以及导致隐性歧视等负面风险,累积着发生刑事错案的潜在风险,与避免刑事错案的设计初衷形成"刑事错案悖论"。从悖论成因看,人工智能建设存在对人工智能地位定位不准、源头数据存在瑕疵、算法模型封闭难懂、保障机制建设缓慢、交叉领域人才紧缺等问题。要消解该悖论,应尝试从人工智能定位、数据、算法、学习技术、保障机制等角度建构刑事错案风险防范机制。     

社会正义还是行为正义？——哈耶克正义观评析

作为社会正义的激烈反对者,哈耶克从概念和价值两个维度对社会正义进行了批判,并系统阐释了其以正当行为规则为基础的行为正义理论。但是,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哈耶克的上述批判与建构都还存在诸多困难。其中,对社会正义的概念批判不仅在假设上存在问题,而且还混淆了＂事态＂与＂对事态的回应＂;而对社会正义的价值批判除了理由不充分外,还不恰当地建构了社会正义与自由市场秩序之间的对立关系。哈耶克极力主张的行为正义并不足以通往他所谓的自生自发秩序,而且他对规则体系演进过程所做的阐释也存在内在的矛盾与问题。除了这些理论上的困难,始终作为哈耶克行为正义理论基本取向的自生自发秩序本身也经不起严格的历史性分析。     

“幕后英雄”讲述张高平案背后故事

“张检，我被无罪释放了!”接到张高平电话的那一刻，张飚禁不住泪流满面，哽咽着说不出话来。这是一个迟来的正义。为了这一天，这个来自中国西部基层检察院的普通检察官六年如一日地帮助一个素昧平生的被冤屈的罪犯申诉，被誉为张高平冤案平反的“幕后英雄”。     

公共财产权及其规制研究——以宪法语境下的分配正义为中心

财产权的限制往往被视为是一种社会义务,是私人财产为了公共福祉所应承受的正常负担,因而具有社会正义性.财产权按照权利归属可以分为私人财产权和公共财产权,法律在保护私人财产权的同时也应规制公共财产权.近现代以来,政府财政权有日益膨胀的趋势,应制定和实施严格的法律确保公共财产权取得及其分配的正当性.中国宪政历程有其本土化的经济社会语境,中国宪法文本体现了独特的历史规定性,但其语词表达也蕴含了特定政策背景下不同功能解释的可能性.构建中国语境下的分配正义和财产秩序,基于公共财产权规制的财税法治是关键突破口和主要着力点.     

预算能力与分配正义:转型中国的“再分配能力”研究

对于一个现代国家而言,"财政汲取能力"与"预算能力"的成长应该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缺一不可,而且"预算能力"与国家"再分配能力"之间存在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强有力的"预算能力"是实现"再分配能力"的制度基础。1978年以来,经济市场化与政治现代化的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已经使得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有了大幅提升,然而,由于作为"政策过程"的公共预算制度的成长比较滞后,使得庞大的财政资源在支撑国家现代化的同时,也带来了无法预知的财政风险和财政无效率现象,巨额的财政收入无法转化为有效的"再分配能力"。因而,必须向"预算国家"转变,通过公共预算的制度化与民主化来提升"预算能力",将国家财政纳入公共预算的监督和管理当中,实现"财政汲取能力"与国家"再分配能力"之间的有效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