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公司治理的规范与发展——以"一人公司"制度为背景分析

我国新《公司法》针对我国公司实践中出现的问题,采纳了国内理论研究新成果,借鉴了国外成功的立法经验,在诸多方面体现了现代公司治理理念.其中一人公司法律地位的确立,则彰显了这一理念.一人公司作为一种新型的公司形态,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是对传统公司理念的极大挑战.因此,探索一人公司的理论根源,深入分析一人公司的法律本质及价值取向,促使该制度在我国当前国情下正常运行,还应进一步加强对一人公司的立法规制,不断规范和完善我国公司法律制度.     

贿赂犯罪案件诱惑侦查之适用

诱惑侦查是侦查贿赂案件行之有效的方法。由于其极可能被政治利用作为政治打击手段,国内外学者倾向于否定其在贿赂案件中的适用。应该说,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诱惑侦查是把双刃剑,在侦查贿赂案件中,有适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但同时也必须对其适用的类型、限度、对象、程序以及救济措施等方面进行法律规制,以限制其负面作用。     

国有垄断行业高工资高福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再论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构建中国和谐社会,一个迫切的任务就是要理顺分配关系,协调好各阶层的利益关系。垄断行业的高工资高福利有违起码的社会公正,不利于社会各阶层间的和谐,必须通过政府规制的改革对垄断行业的不合理利益加以调节,以促进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     

算法权力下的劳动控制——基于秀场主播劳动过程的研究

随着算法推荐机制普遍嵌入平台劳动过程,平台资本通过数字技术塑造着新的劳动秩序,直播平台也通过算法重新定义秀场主播的劳动过程以及分配劳动控制权的新机制。算法技术弱化了主播与公会间的雇佣关系,增强了主播在劳动过程中的自主性。高度嵌入的算法机制通过平行和纵向的数据收集,将秀场主播的劳动成果转化为可视化极高的数据,加强了对秀场主播各个劳动环节的算法规训。控制权的重新分配与高度内化的算法规训转移了劳资矛盾,并且必须通过平台来调节矛盾。然而在劳动过程中,秀场主播逐渐熟悉算法规律,不断找寻适合自身发展的自主性策略,尝试着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算法的控制。     

智能医疗算法审查的融合型立法研究

算法不应成为法外之域,算法审查亦不应采取机械化、概括式或单向度规制的路径,而应立足“领域法”的特殊性,通过嵌入式的智能医疗算法审查融合立法,精准识别智能医疗算法系统的潜在安全隐患,通过传统风险与新兴风险立法的融合,防控智能医疗算法决策引发的叠加型医源型与药源型安全风险。通过管理型立法与促进型立法的融合,处理智能医疗算法分发对健康公平产生的双向影响效应;通过技术治理与组织治理领域立法融合,有效应对医疗健康及生物识别信息安全隐患;通过控制者义务与外部算法审查相结合,增设智能医疗算法决策风险最小化的命令性规范、智能医疗算法应用的动态分级授权制度、预警及诊疗算法模块信息爬取的限制性规范,为人民生命健康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人工智能时代算法性别歧视的类型界分与公平治理

在人工智能时代,算法、大数据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智能化正在急速改变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尽管算法使生活便捷高效,但算法作为一种新型社会权力,给女性的数字化生存带来广泛而系统的性别歧视风险。算法决策下的性别歧视包括镜像同构、耦合互动、关联交叉三种类型,相较于传统歧视行为具有高度隐蔽性、系统性和反复性特征,造成了放大性别歧视和结构性锁定女性不利地位的后果。算法性别歧视风险存在于算法全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技术性偏见和社会性偏见的耦合交织,反歧视规范体系的应对失效以及软法体系缺位形成的“治理真空”使得歧视风险向实害结果转化。治理算法性别歧视,应以算法公平理念为指引、以算法生命周期为节点有效开展歧视风险管理,结构性扩容反歧视规范体系并培育公平向善的算法运行生态。     

算法公平与诉权保障——性别平等保护视角下智慧司法的规制路径

在算法决策中,尽管数据模型经大量数据训练后的处理效率和准确性都高于人类决策,但在智慧司法背景下,刑事诉讼中算法预测模型存在相关性偏差、差异效度和多维歧视等性别歧视性风险。现行法规缺少应对性别歧视的综合性法律制度、算法工具在模型形成的各个阶段没有公平概念及相关标准的统一约束以及算法黑箱、诉讼信息和自由裁量等方面的司法不透明等,均是算法形成性别歧视性风险的原因。在性别平等保护视角下规制智慧司法的发展,应在规范维度将平权伦理纳入针对智慧司法的特定规则之中,规范算法系统中的公平性概念;在算法维度设置平权算法模型、构建算法解释,并在诉讼维度明确知情权利束、倒置举证责任,以促进对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     

论契约自由原则的发展及其动因

“契约自由是合同法的灵魂和生命。”它发源于罗马法,确立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进入20世纪后,随着其产生之社会基础的变化．各国普遍对契约自由给予一定的规制,以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契约公正。从契约自由原则的兴起、确立及现代社会对其的规制,宏观把握契约自由原则发展的历史进程,并洞见其发展动因。     

数据自由和算法保护

应否设立数据财产权是影响“数据流通和资源化”的关键问题。数据财产权论的支持者以洛克劳动财产论或市场激励原则为基础,主张现有制度对数据保护的不足将导致数据收集者动机受损和市场失灵,但以数据服务为核心的数据流通市场并未失灵。数据收集和处理者可以通过技术、持续更新数据等手段对数据事实上排他,并在限制性合同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下开展交易,收回投资成本。况且在制度设计层面,劳动财产论也无法准确界定数据财产权的主体、客体、权利内容和保护期限。若以算法和数据的关系作为数据配置规则的切入点,数据自由和算法保护可以实现经营者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平衡。数据自由可以保障经营者具有开发算法的公平竞争机会;算法保护则又保障经营者从收集的数据中获得持续性竞争优势。二者的结合还能防范算法决策风险,成为算法治理的新方向。     

论算法驱动下的数字界面及其场景化

在公共管理视域下,数字界面理论逐渐受到关注。算法作为影响数字政府建设的基础性要素,是理解数字界面形构及延展的重要突破口。算法从外部环境、内部结构、功能与目标三大维度催生了数字界面形构的驱动力。同时,数字界面的落地需经过场景化过程,该过程将指向公共服务、互动和工作三个领域的数字场景建构。确保数字界面的适应性与稳定性、保证数字场景的多元性与广适性仍是未来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