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用途管制模式的立法转变

我国现行土地用途行政管制模式出现“制度失灵”,公法与私法规范结合的激励性管制应成为行政管制的替代模式。国际上土地用途管制改革已出现了总量管制与弹性管制、社区赋权、规划协议等激励性管制的实证样本,规划的不确定性理论、规划权利理论、管制协商理论为新型管制做出了法学解释。激励性土地用途管制的本质是模仿市场机制的私人自我管制。在我国,国家本位的衰落,土地市场多元利益的并存与竞争,迫切需要以激励性管制替代制度成本过高的传统行政管制。土地用途管制改革的基本路径是,划分行政干预与市场配置土地资源的法定边界,合理嵌入管制的私法规范。     

我国政府优先购买权的功能审视与制度重构

我国政府优先购买权制度实效缺失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功能定位有偏差。其核心功能本应是"辅助规划实施、实现公共利益、重置土地发展权以及公平分配土地增值收益",但现行立法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作为其要件,极大地限制了其作用空间。为充分发挥政府优先购买权特有的制度功能,应当在制度上转型和重构:建立特定规划发展区域的政府优先购买权;将政府优先购买权的客体由土地扩展至不动产;放宽政府优先购买不动产的价格限定;优化政府优先购买权的实施机制;强化对政府优先购买权的自由裁量约束和外部监督。在此基础上,实现政府优先购买权与不动产征收、土地收回、土地收购等制度的功能互补,进一步健全我国土地利用管制制度体系。     

过早逝去的生命 枪支暴力阴影下的美国年轻人

造成12人死亡59人受伤的丹佛影院枪击案刚过两周,8月5日,美国威斯康星州奥克利克锡克教寺庙又发生枪击事件,造成7人死亡,4人受伤,半月全美两度宣布下半旗致哀。枪支泛滥造成的暴力犯罪就像一场无声的战争在美国本土进行,虽从未宣战,却真实而残酷地夺去越来越多人的生命。据2011年1月9日美国《外交政策》披露,美国每年3万多人死于枪支暴力,20万人因枪支暴力受伤。人们因而人心惶惶,更多人选择购买枪支以确保人身安全。目前,美国有2.8亿支枪,32%的家庭拥有枪支。然而,一直在全球范围宣扬自由民主、致力反恐的美国政府却始终未提出任何枪支管制的新举措。     

中国网络立法的法理前瞻

针对中国网络信息传播缺乏健康秩序的问题,在依法理对中国网络立法现状进行简要介绍与深入剖析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导出四项前瞻性观点,即合理制约才能更好地保障网络自由、亟须加强以国家文化安全为核心的公共利益保护、亟须强化网络侵权制约、网络统一立法势在必行,同时反驳若干错误的流行观念。     

中国制度何以优于西方

正中国在20世纪下半叶的崛起被视为当代最为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中国的崛起不仅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东西方关系。近日旅法著名学者宋鲁郑以独特视角,推出《中国能赢——中国的制度模式何以优于西方》。海外华人而言,经历东西方不同的生活,能从比较和发展的角度落笔,犹如庖丁解牛,切中要害。本书作者在法国生活多年,投笔于此,也算是继承了     

一个环保局长的“管制利益”

8月16日.袁绍东49岁的生日.只是,今年,他只好在监狱中度过了,甚至在今后的10多年里,他都有可能如此. 袁是东莞市环保局原局长.2012年9月28日,他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11日被逮捕.他被指控收受了两个老板870万元的贿赂,前不久被广州市中院以受贿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4年.     

管制刀具在治安管理法律文件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管制刀具是公安机关治安管理部门进行严格管制的危险物品种类之一.当前管制刀具治安管理法律文件中存在着法规不完善、管理要求与处罚条文不配套以及认定标准不足等问题.为此,应针对当前管制刀具治安管理中的新问题,及时制定新的管刺刀具管理条例,完善和修订其他相关法规,以有效促进管制刀具治安管理工作.     

美国枪支管制的那些事

美国枪支管制问题由来已久。作为世界上私人持枪数量最多的国家，美国现今三成五的家庭持有琳琅满目的枪支。     

比礼宾司的都“门儿清”——见多识广的北京人

许多人在聊起北京人的时候都会有这样评价:北京人能侃能聊,能说会道,啥事儿没他不懂的,啥事儿没他不知道的,跟北京人聊天增学问、长见识。这话还真是不假。您想,北京人打一落生就生活在这么一个得天独厚的好地方,祖国的首都,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交通大枢纽,现在又多了一个头衔——现代化国际型大都市。那些海内     

官员更替、政府管制与企业贿赂

推动腐败的有效治理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从官员治理的角度出发,利用第三方权威机构提供的关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调查数据,旨在从实证的视角分析和评估官员更替和政府管制对企业贿赂行为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当年官员更替触发的权力转移和交接会强化企业的贿赂行为,同样地,伴随着政府管制的增加,企业的贿赂行为也会越来越强烈。进一步地,随着当年官员更替程度的增加,由政府管制所引发的企业贿赂行为也会越来越严重。不过,随着权力转移和交接的逐步完成,企业的贿赂行为随之急剧减少,伴随着政府管制所引发的企业贿赂行为也在逐渐收敛。本研究丰富了官员治理与企业腐败行为方面的研究,相关研究结论为深层次理解转轨经济背景下的中国腐败治理之路提供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