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裁判的道德维度与法律方法——从江歌案民事一审判决的道德争议切入

针对江歌案民事一审判决,根据被告刘鑫在江歌遇害事件过程中的行为表现,通过对侵权事实因果关系、主观要件和法律依据的深入解析,在法教义学视阈下,很难根据现有的侵权责任法体系追究刘鑫的生命权侵权责任。而通过对法律价值与社会正义价值、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法官立场与道德命题关系的分析,可以得到一个基本认识：真正能够支撑起江歌案民事一审判决的规范基础,只能是“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民法基本原则。于是,问题就被带入了法律与道德关系的轨道,通过法律原则指引判决方向并规训规则的具体适用,运用法律解释对法律规则“空缺结构”予以价值补充,经由“转介条款”合法导入道德规范或“社会命题”,借助核心价值观与道德话语强化裁判说理的社会效果,对江歌案民事审依然能够作出合理的判决结论,并经得起专业的批判和社会的审视。江歌案的判决从正反两面揭示出,司法审判既是一个法律价值得以实现的生动实践过程,又是一场司法正义藉以达成的科学方法演练场域,价值与方法、形式与实质,构成了通向最佳解释的法律实践的一体两面。     

先行行为责任人的义务之源——以江歌案民事一审判决为主要考察对象

江歌案中刘暖曦的行为是引发危险的先行行为。在江秋莲诉刘暖曦案中,欲准确适用法律,需要探究先行行为责任人的义务之源。安全保障义务因其主体类型的特定、义务人应承担的补充责任以及义务内容的无法确定而不存在适用的可能;但德国社会交往中的安全保障义务理论可以助力于法律论证。《民法典》中的法定救助义务也有被适用的空间,但面临着类推适用存在性质、程度和结果的障碍。对刘暖曦因其先行行为附加注意义务是适宜的,注意义务的核心是对风险应避免而未避免。当我们无法从具体义务中寻找更适宜的义务之源时,注意义务担当了侵权责任中一般条款的功能。刘暖曦的义务或许可以在关系性契约所要求的善意、合作和帮助中寻找到更有力的支撑。     

利用整体分离鉴定技术破获盗窃机动车案件

对于具体个案,技术人员认真细致地勘验现场,全面地发现、提取痕迹物证,将为案件的及时侦破起到关键作用。     

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的司法认定

我国《刑法》第177条之一对妨害信用卡管理秩序犯罪进行规制,"两高"《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三)》新增了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和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两个罪名。笔者对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的四种行为方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宅基地使用权信托制度构建

宅基地使用权制度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现行宅基地使用权放活流转依然困难重重。为深化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制度改革,引入宅基地使用权信托制度也许是一条可行之路。宅基地使用权信托制度可以突破宅基地流转主体的限制,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主体流转,提高宅基地使用权的利用价值并推进宅基地集约化经营。宅基地使用权信托制度框架可以如此设计:明确委托人的主体界定,细化和完善受托人的治理结构,坚持受益人的"自益性"以及在宅基地信托财产的物权变更上,以形式转移代替实质转移,并依法进行宅基地信托登记。     

王键教授运用经方化裁治验4则

王键教授是博士研究生导师,出生于新安王氏医学世家,学验俱丰,临床治疗以各种疑难杂症为主.笔者有幸侍诊于王师,见王师常以经方化裁治疗疑难病并获得满意的效果,现从中选取4例,以飨读者.     

论裁判文书说理的积极修辞及其限度

裁判文书中运用积极修辞技术进行说理以此达致说服听众的效果,目的在于得出更为合理和更具可接受性的判决。我国裁判文书说理以消极修辞为主,但并不排除积极修辞的运用,司法裁判的情理要求使积极修辞成为必要。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中对积极修辞技术的运用较少;而地方法院裁判文书中对积极修辞的运用进行了大胆尝试。我国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借鉴英美法系法官裁判说理的有益方面,注重语言技术知识与司法实践活动相结合,从而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同时鼓励法官在说理时引述指导性案例,将法学理论与司法实践紧密结合,促进法官修辞说理的常态化,从而提高判决的可接受性。虽然运用积极修辞技术可以增强裁判文书的情感论证,保持司法领域与社会公众的有效沟通,但是需要给裁判文书说理中的积极修辞设定合理性界限,即逻辑的形式理性限度和可接受的价值理性限度,以防过度修辞或者滥用修辞导致负面影响。     

运用“红头文件”处理行政举报的法律思考

行政举报在我国已经成为一项法定制度,对于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法治政府、提升行政效能具有积极意义。在实践中,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已制发大量的行政举报类“红头文件”,旨在对法律规则进行细化。运用“红头文件”处理举报事项属于立法治理的有机延伸,是依法行政不可逾越的重要环节。运用“红头文件”处理举报事项,蕴藏“文件政治”溢出效应、填补举报立法漏洞等现实动因。为推动行政举报的规范化,有必要增强“红头文件”的法治化与合理性,改进其对社会治理的法律塑造效果。     

超龄农民工工伤维权的现状与思考

工伤认定是工伤理赔的前置程序,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存续的劳动关系又是工伤认定的法定前提。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在继续就业中发生伤亡事故时因为无法提供合法有效的劳动合同致使工伤认定程序难以进行。在具体实践中,各地人社部门或人民法院关于此类案件的做法都不尽相同。文章就超龄农民工工伤认定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提出了建议与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