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基础设施建设国际金融合作体系研究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作为"一带一路"倡议有形的连接纽带,是"一带一路"倡议建设的先导,资金融通作为无形支撑,则是实现"一带一路"倡议建设的关键环节,更是实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重要保障。金融是"一带一路"倡议建设的重要内容、重要支撑、重要引领,无论是战略层面还是企业层面,金融均将在"一带一路"倡议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存在巨大缺口,亟须通过银行货币合作、资本市场合作、公私合营合作、信用保险合作、金融市场合作和金融监管合作等六大方面构建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国际金融合作体系,以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基础设施跨国合作,解决资金瓶颈。     

欧亚经济联盟的理论与实践——兼议中国的战略选择

欧亚经济联盟作为新型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已经客观存在,并对中国及欧亚周边地区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运行五年来,欧亚经济联盟并未实现大的发展,但也未半途夭折。文章通过分析欧亚经济联盟理论基础和运行实践得出:欧亚经济联盟是欧亚地区自身特点与欧洲一体化先进经验的结合体,组建其的重要经济动因是在长期低油价情况下,能够共同拓展经济发展空间,解决本国宏观经济增长乏力的困境。以欧亚经济联盟为机制载体的欧亚一体化更是俄罗斯强国战略下的"引领式一体化",是俄罗斯面对东西方地缘政治经济压力,为拉紧周边中小国家而推行的"维系式一体化",也是俄罗斯周边中小国家的"追随式一体化"。欧亚经济联盟在中短期内将继续保持低速前进,从商品共同市场逐步向能源共同市场迈进;从长期看,其一体化发展水平将低于欧盟,但高于东盟和南方共同市场,国际影响力将大于独联体。因此,在百年未有大变局中,面对新生的欧亚经济联盟,中国在欧亚战略选择中应充分认识到:首先,在与发达经济体实现"良性脱钩"的过程中,欧亚经济联盟是可以争取的支持力量,而在处理与其他新兴经济体,尤其与欧亚新兴经济体的关系时,欧亚经济联盟及其主导国俄罗斯是需要战略协作的对象;其次,与对美关系不同,俄罗斯则是中国最重要的战略伙伴,中俄关系是中国大国外交的"压舱石"。中俄关系始终是推动"一带一盟"对接合作,营造良好周边环境的关键点。     

"峰会年"看澜湄地区制度竞合

澜沧江—湄公河地区合作制度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正在日益复杂化。2018年作为"峰会年",可以为评估该地区的制度竞合提供有效的视角。通过提出参与成员是否具有排他性、主导成员是否为同类型国家、议题领域是否重叠、合作内容是否涉及"高级政治"、目标原则是否具有外向性这5个维度的指标进行系统评估,并对中国、日本、越南和泰国四个关键国家的互动进行案例分析,文章发现,澜湄地区合作制度之间的竞争被夸大了;澜湄合作与日本—湄公河合作互为主要的竞争对象,但前者是被动跟随而非主动挑起竞争;柬老越发展三角、柬老缅越合作与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湄公河三河流域经济合作战略也相互竞争,但后者正在取得优势;澜湄合作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湄公河委员会之间不会出现"制度达尔文主义"。     

美国也有“丝绸之路”?——浅析中美两国的丝路战略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自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提出以来至今已三年,这三年间"一带一路"战略发展迅速。然而,这一战略名称并非是我国所专有的,早在1999年,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就有了以"丝绸之路"命名的战略计划,并且直到现在美国在中亚都实行它的"新丝绸之路"计划。面对中美在中亚的战略重叠,想要实现合作共赢、求同存异必须认真比较双方各自的战略构想,为双方合作发展提供宝贵意见。     

自由和共同体的哲学辩论

对自由与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思考古已有之。自由和共同体作为两种基本的价值,究竟是只能非此即彼而不可能兼得,还是可以兼得的呢?两者之间是否可以成为互为条件的双方。自由虽是主导性话语,却不是一种在现实中得以实现的状态。当今中国正面临自由和共同体的双重困难或者说危机,那么如何摆脱这种危机呢?这是认识和重构中国当代和现代性必须面临的问题。     

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与苏联交往合作探究——以苏联驻华大使馆为中心的考察

抗战时期,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依托苏联驻华机构与苏联在政治宣传、军事情报、文化活动等方面交往合作,加强了中共中央与苏联之间的联络,争取苏联对中共和中国抗战的理解与支持,增强中国抗战力量,从而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特殊的历史贡献。     

从补缺式模式到定制式模式:非营利组织参与公共服务供给体制的战略转型

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选择,体现了政府职能的定位与公共事务治理之道。补缺式模式是改革开放以来非营利组织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一种基本形态,有效地填补了政府的缺位,为民众适时地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公共服务。在政府逐渐履行其基本公共服务职责后,非营利组织在这些领域的角色越来越弱化,需要有一个角色的战略性转型和功能的全新提升,相应的,中国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逐渐从补缺式公共服务供给模式走向定制式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作为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革新方向,其目标就是建构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战略性合作联盟这一理想模式。这种战略性联盟是以政府为主导、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的公共服务供给新体制,即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提升合作治理的制度化水平,以及通过个性化、差异化的定制方式提升政府回应性水平,进而形成一种战略性联盟,并在此基础上,以深化流程再造方式来全面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服务质量。     

“政社合作”推动现代社区建设——以哈尔滨市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为例

20世纪末,"国家—社区"基层治理结构与社会平等保障机制建设开始兴起,发展至今,社区治理体制与机制创新对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具有根本的影响。哈尔滨市道里区与南岗区以区委、区政府为主导,创新基层协商民主共治体制机制,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社会服务提供制度化的平台;通过引入专业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人才,培育社区内原生社会组织,提升了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以"政社合作"为指导思想,发挥政府与社会各自的优势,哈尔滨市通过开展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实验,使居民对物质文化生活的要求与社区服务水平落后的矛盾得到缓解,自助互助养老、兴办慈善事业均取得良好的效果,提高了社区治理能力。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洗钱犯罪防范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犯罪日益猖獗,而洗钱作为跨国犯罪的核心环节,也呈现出有组织性、手段多样化等特点.国家之间必须相互合作,采取有力措施打击洗钱犯罪,才能有效遏制跨国犯罪.这就要求国家间在立法、相互交流信息情报、引渡跨国案件罪犯、反洗钱机制建设等领域进行合作,共同建立一个安全的国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