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司法鉴定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精神病鉴定因涉及精神病医学、心理学、法学以及社会学等诸多领域的专门知识而呈现出复杂性。与其他医学学科相比,精神病医学的发展相对缓慢,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精神病鉴定制度的发展,甚至影响了鉴定程序启动的正常展开。精神病鉴定制度的不完善及其程序启动的失当又导致实践中出现精神病鉴定的乱象。从司法鉴定实践中可以发现,精神病鉴定本身的可靠程度以及刑事责任能力的评定与鉴定启动、鉴定结果选择等具有内在的互动性。尽管精神病鉴定制度无力解决精神病医学不发达的根本性问题,但科学的精神病鉴定制度对精神病鉴定技术、鉴定能力与鉴定质量的提高有较大的助益。     

法医学精神病鉴定中的质证程序规范

正一、精神病鉴定中的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质证的法理分析精神病患者(insanity)由于在实施社会危害行为时因精神疾病或精神缺陷,而导致其不具有与正常人那样对事物性质的辨认能力或对自己行为的控制能力,从而影响到对其刑事责任能力的认定。在大陆法系国家一般将精神病归之为责任阻却事由,而英美法系国家则将精神病归为免责事由部分的合法辩护。[1]世界上首例因精神病而免责的案例源于英国年麦纳顿谋杀案基     

强制医疗程序的实施与反思

＂强制医疗程序＂的＂社会防卫功能＂,不仅受到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精神病人和接受过治疗精神病人社会危害性的抑制,还会因＂被精神病＂现象而打折扣。破解此困境需从三方面入手：一是参照《精神卫生法》,将涉嫌犯罪的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精神病人,纳入＂非自愿性住院治疗＂范围;二是增加精神病治疗资源投入,强化＂强制医疗＂适用与解除的风险防范意识;三是堵塞《精神卫生法》中＂非自愿性住院治疗＂的漏洞,防止其成为＂被精神病＂新生代的寄生区。     

精神病辩护：历史、社会与现实

精神病辩护制度在普通法国家具有长久之历史,特别在美国,其不仅具有比较完善的刑事责任能力法则,而且其精神病辩护的案件也备受社会各界瞩目。而精神病辩护制度、相关立法或者司法实践活动并不是与世隔绝、生活在真空中的产物,其受到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同时,即使在精神病辩护制度最为发达的美国,与人们印象中不同的是,实际上精神病辩护并未获得多大的成功,从而形成想象与现实的落差。对于我国而言,应从精神病辩护制度之历史、社会与现实多个视角或者因素考虑,从而确立一种渐进的或者改良的中国刑事责任能力法则或者辩护制度。     

对邱兴华案的刑法观察：知识体系与学者诉求的错位

在邱兴华案中,由精神病专家所引发的学者诉求迷人而宏大。不过,学者们表达的法治理想与邱案无关。刑法的知识体系将证明这些诉求在导向是错误的,因为,在刑法上邱可以被法官不经鉴定直接认定为完全刑事责任能力者,精神病鉴定的宽严与法治进步并没有关系,不能在没有仔细研读法条时就作感性判断。法治的寄托不能远离作为法治基础的知识体系。     

“零上访”岂能当政绩

近年来,信访作为上级领导机构对下级政绩考核的一项重要指标,备受重视。零上访也被作为先进经验和典型在各级媒体上广为介绍和宣传,由此,追求零上访就成为部分领导的主要工作目标之一。于是,各级官员对上访者无不是围追堵截,利用各种手段息访。比如闹得沸沸扬扬的被精神病事件,就是信访矛盾尖锐化     

奸淫精神病妇女案中的推定同意问题

推定同意是作为阻却违法（正当化事由）的权利人同意的一个特殊方面。由于我国相关理论以及立法的不足,造成了我国相关司法实践的困惑——屡有发生的奸淫精神病妇女案即为典型。在推定同意的问题上,作为性行为对象的精神病妇女和幼女理应有所分别。基于对推定同意理论基本要义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与精神病妇女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存在可以推定同意的特殊情形。我国相关立法应当对此予以完善,在刑法总则中规定权利人同意的正当化事由,在刑法分则中增加关于与精神病妇女发生性关系的特殊规定。     

做活民生新文章

目前,我省农村低保家庭中有精神病患者4．5万人,占农村低保家庭常年病人的39％。农村困难家庭的精神病人,尤其是重症精神病人,不仅容易造成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社会问题,还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如何帮助这些困难家庭减轻重担、摆脱困境、对精神病患者进行康复治疗,是一项亟待破解的民生难题。     

孝子戮父背后的隐情

5月1日起《精神卫生法》正式实施,表明我国对精神病人的保护趋于完善。绝大多数精神病患者终要回归家庭,法律保护、医疗救治外,温馨和谐的家庭环境,亲人之间的互动关爱是患者康复的关键。反之,亲情冷漠．疏于护理,患者极易复发,一家子就鸡犬不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