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炸案件的现场处置及侦查对策

爆炸案件占全部刑事案件总数的比例虽然很小，但其社会危害程度却是其它犯罪无可比拟的。爆炸案件发生后，只有对现场实施正确处置，才能将犯罪的损害后果控制在最低限度；侦查这类案件的关键在于抓住因果关系，选准侦查途径。     

试论紧急警务现场指挥的情报信息工作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国际国内政治、治安形势的变化,有突发性、对抗性、危难性案件或事件引发的紧急警务活动日趋频繁。建立快速反应、科学高效的紧急警务工作机制已刻不容缓。在紧急警务现场指挥中处于基础性、先导性地位的情报信息工作更显重要。构建统一高效、运作顺畅的情报信息实战应用系统,加强有关紧急警务情报信息的搜集、研判、应用、管理等多环节的工作,以提高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处置紧急警务的能力,为快速妥善处置紧急警务提供前提条件。     

浅论紧急状态理论构建和立法完善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尔姆斯说过：“当国家元首决定有关国家存亡之事情时，个人的普通权利必须向其所认为的必要时机让步。”紧急状态作为宪政制度中的一种特殊状态，其从产生、运作到终止的整个过程都具有特殊性。因此，紧急状态及其权力的运行与制衡就成为了研究紧急状态问题的关键点。     

震后恢复与重建中法律关系变更问题研究

汶川地震发生后，在灾区恢复重建活动中遇到的一个很重要问题就是因为法律关系变更导致了大量的法律纠纷和社会矛盾，因此，如何在制度上建立一套规范有序的程序来解决地震灾害所破坏的各种财产关系、人际关系成为法学界和灾区所关注的重要问题。震后恢复重建活动要高度关注权力与权力关系变更、权力与权利关系变更以及权利与权利关系变更三类法律关系变更问题。由于我国目前法律法规关于法律关系变更制度的规定不系统、不规范，致使最高人民法院只有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才能解决本来应当由立法机关加以解决的震后灾区各种法律关系变更所引发的法律问题。因此，要通过制定《紧急状态法》、《灾害对策基本法》和《灾害保险法》等等法律法规的立法途径，来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法律关系变更制度，为震后恢复重建工作提供更加充分和有力的法律保障。     

在朝鲜战场救护伤员

1947年4月，我从山东平度县西海中学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医大，8月被分配到前卫华东第三野战军九兵团十九院任护士，由此开始了难忘的战地救护工作。期间，我先后经历了三年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参加了许多著名的战役和战斗，8次荣立战功，并获2枚功勋奖章。8年的军旅生涯，最难忘的是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日日夜夜，那段战地救护工作。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灾后救助紧急启动

沙兰特大山洪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救灾工作。6月12日,国务委员陈至立率民政部、教育部、水利部、财政部等相关部委组成的国务院工作组赶赴灾区现场,转达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对受灾群众的慰问,并指导救灾工作。根据温家宝总理的指示,教育部向全国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     

论国家紧急权力的逻辑特征

国家紧急权力就是国家在突发公共事件下依法紧急改变权力与权利正常逻辑结构的法律制度.国家紧急权力是国家的自然权力,其实体条件是存在达到相应危害程度的突发公共事件,程序条件是依法运作;国家紧急权力的基本内容是权力与权利正常逻辑结构的依法紧急改变.     

乘免费购物班车时摔伤 超市应承担赔偿责任吗

今年5月的一天，我和老伴在某大型超市购物后，乘坐该超市提供的免费购物班车回家。在路上，班车驾驶员在未发生任何异常的情况下，突然紧急刹车致我老伴倒地摔伤。后我将老伴送往医院治疗，经诊断为：左膝半月板撕裂等多发性事故伤，住院治疗20天，花费医疗费近万元，且经治疗后老伴仍留下十级伤残。为此事我多次找到该超市协商，要求超市赔偿我老伴的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损失，但该超市一直未给予解决。他们说，超市提供的是免费班车，并没有收取车费，因此，就不应承担我老伴的损失。请问他们的说法正确吗？     

卫生部副部长称新《食品安全法》将解决职能重叠问题

日前，“守护生命——灾区师生紧急避险和救护培训项目”在京启动，负责项目具体实施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训练中心负责人说，“5·12”大地震反映出灾区群众对避险和救护知识的缺乏，灾后重建工作迫切需要开展防灾避险和基本救护知识的普及工作，特别是针对中小学生的普及教育。     

试论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法律平衡--关于制定《传染病隔离法》的思考

2003年春夏之际,一场始料不及的瘟疫——“非典型性肺炎”席卷了我国大江南北。通过各级政府和全社会公民的良性互动,目前疫情已经得到了阶段性的控制。回首抗击“非典”的日日夜夜,少数人借“非典”之机大发不义之财;而更多的公民则为了控制疫情积极配合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有法可依,依法办事,切实保障每一位公民的基本权利,这是法治国家政府在防治严重传染病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这场瘟疫不仅考验了科学,而且也考验着政府的应急能力及其法律是否完善。在我国缺乏《紧急状态法》的前提下,政府为了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而采取了(包括“隔离”等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在内的)一系列行政强制措施。政府行政权力的底线是尊重和保障人权,而不能随意压制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私权利。“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尽早出台《传染病隔离法》等相关法律,从立法和执法中寻求公权力和私权利之间的动态平衡未尝不是抗击“非典”给我们带来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