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背景下违规披露犯罪的精准打击——从义务主体、义务边界出发

自信息披露制度产生以来,一直是保护投资者、保护市场、保护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制度,也是一国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来规制证券市场的一项重要手段,如果公司、企业在信息披露中虚假记载、误导陈述或遗漏重要信息会对投资者乃至整个市场造成巨大影响。因此,各国都在规定并完善相应制度,我国也经过几次法律修订,但在实务方面始终存在着追责不明、惩戒不严的困状。因此,本文将从信息披露的义务主体和义务边界方面进行探析,希望可以通过对法理、实务、案例的分析来明确界定该罪主体和义务,来帮助司法实务中对该罪实施精确追责。     

网络平台用户信息利用规制与保护探析——基于《个人信息保护法》解读

在新媒体技术日新月异、互联网快速发展和数字经济建设的时代背景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法》）颁布出台,通过拓展个人信息保护范围、确立“告知—同意”个人信息处理规则、规制人脸识别和算法推荐等新兴技术手段、明确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义务、强化侵权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充分彰显了立法的时代性。《个人信息保护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以下简称《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以下简称《数据安全法》）相互补充配合,为网络平台用户信息利用提供指引。     

大数据时代个人征信信息的民法保护

伴随着人类社交媒介的更迭,各种信息的交汇融合越来越频繁,大数据技术更是使各种个体信息和隐私无处遁形。大数据技术给传统信用体系注入新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挑战,各种个人征信信息的侵权现象屡见不鲜。在大数据时代个人征信信息的民法保护,要在厘清个人征信信息法律范畴的基础上,明确其法益结构,探究侵害个人征信信息的责任构成和责任承担形式,构建《民法典》为基本法律依托的个人征信信息法律保护体系。     

我国上市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法律制度体系问题探究及改进建议

信息披露是民商事法律体系下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上市商业银行作为上市公司的特殊类别,其依法合规有效的信息披露是证券资本市场和银行业监管的必然要求,对于上市商业银行的规范化经营、加强市场约束及利益相关方合法权益保护、推动资本市场健康稳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分析了我国上市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基本法律制度规范体系,着重探究了我国上市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法律制度体系存在的问题,其中包括立法理念偏差性、法律规定统一性等方面,并针对性提出改进和完善建议。本文探究的问题及提出的建议,对完善上市商业银行法律制度体系、进一步规范上市商业银行信息披露行为,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风险控制理论视阈下个人信息匿名化法律规制研究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大数据背景下信息的爆炸性增长,对于信息数据的传递与共享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尤其目前信息化手段的不断提升,如何能够对信息进行隐私化匿名化处理,又能保障信息流动和传递的需求,是目前无论是数字化还是法律法规方面都非常重要的课题。     

数字时代现场勘查的建设与发展前景

随着数字时代的发展,新的科技力量在现场勘查范围内不断渗透,刑事案件呈现出群体化、跨域化、智能化、专业化、群体化、广泛化等新型特征。如何在当下充分发挥好现场勘查与数字时代相结合的优势,并不断开拓创新现场勘查新技能、新方法、新手段,是我们应该思考与探讨的问题。     

我国慈善捐赠人知情权保障探析

顾名思义,知情权是慈善捐赠人获取慈善活动信息的最基本途径,慈善捐赠人知情权也因此成为我国慈善事业的基础。在《慈善法》全面落实背景下,主要通过三种方法来对慈善捐赠人的知情权进行保护,一是最基本的慈善信息公开制度;二是通过行政管理来加大对慈善信息的监管力度;三是依靠广泛的社会舆论监督。但是这些方法都相当笼统,当慈善捐赠人的知情权遭受侵害时,对于如何使其获取最快最有效的救济,则缺少了具体的规定。为了解决诸如此类的现实问题,在立法上,应当将作为慈善事业基础的慈善信息公开制度进行完善;在监管上,需要增加监管方面的措施和方式;在救济的角度上,应当完善调解机制,加强保障诉讼机制。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慈善捐赠人知情权的概念、性质、内容和理论基础;第二部分分析在当前《慈善法》背景下我国慈善捐赠人知情权保障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第三部分则结合这些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同样是在立法、监管、社会监督、救济渠道几个角度进行论述,针对前文分析得出的诸多不足提出具体的意见。希望能更加完善当前我国慈善捐赠人知情权的保障,为促进我国的慈善法制建设奠定良好基础。     

网络暴力造成严重后果的利益分析和刑事应对

对于造成被害人自杀等严重后果的网络暴力进行法律治理的传统思路是考虑将此人身利益的侵害进行客观归责,但限于因果关系、责任原则的一般性教义知识,归责的争议很大,法律很难有效展开治理。网络暴力司法意见的征求意见稿将严重后果作为恶劣影响的诱因,意味着可以将严重后果作为刑事法上其他值得重视的利益侵害进行分析。由此,我们从网络暴力严重后果的例外归责,转向常态化地考虑严重后果表征的新类型危害。运用法律确保数字信任的现代方式是：当这种严重后果表征的是社会关系已然遭受的根本性破坏时,这种严重后果不仅可以用以归责,而且可以作为自诉转公诉的程序性条件;当这种严重后果表征的是对网络制度安全的公众信心和信任的严重破坏时,这种严重后果还可以作为入罪量刑的情节、提起公益诉讼的标准。     

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限缩适用——兼论数据犯罪的法益侵害

数据蕴含的巨大价值引发了非法获取数据犯罪的刑法适用问题。本质上,该问题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不法争议的外在表现与必然结果,解决的根源在于梳理获取数据的行为对象与样态,进一步解释数据安全法益的内涵。理论界对数据技术属性提供刑法保护以及法益独立化保护的主张,体现了刑法技术化倾向,与法益证成标准及法益理论初衷相悖。妥当的解释路径应当是将数据犯罪的刑法性法益定义为个人法益、公共法益或者国家法益的传统法益,行政法层面数据安全管理秩序法益只能作为先法性法益影响数据犯罪的量刑,以调和刑法保障性与谦抑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基于此,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适用方案应当是坚持本罪“法益保护传统化”的限缩适用以及“具体危险犯”的妥当适用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