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管制的政府间博弈模型及政策启示北大核心CSSCI

食品安全管制的利益相关方之间存在多重博弈关系。其中,管制机构之间的博弈深刻影响着我国食品安全管制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效率。政府间博弈包含平行的管制机构之间的横向博弈和不同层级管制机构之间的纵向博弈。食品安全管制政府间博弈模型分析的结论是,管制机构之间的横向关系应从分段管制走向综合管制,纵向关系应从分级管制为主走向省级以下垂直管制为主。     

从政府律师到社会公益律师

政府律师制度的引入是我国律师制度的一大创新，具有现实的合理性。但是其内在的矛盾和抵牾也是明显的。它们主要表现在法律规定的阙如、角色地位不明等方面。这些矛盾是理想和现实相妥协的产物和体现。在当前我国的社会情势下，这些矛盾不仅难以消除，反而会产生其他弊端。因此，应暂缓政府律师的推行，积极发展社会公益律师。     

"不真正利他合同"研究——以《合同法》第64条为中心而展开

"不真正利他合同"在本质上是合同的一种特殊履行方式,其中只实现了一次具有法律意义的财产给与.它与利他合同在法律构造上的本质差别在于,在利他合同中,基于债权人和债务人的约定,第三人获得针对债务人直接的履行请求权,并且在一次履行行为中结合了两次具有法律意义的财产给与.<合同法>第64条规范了"不真正利他合同".     

应以毒品是否交付作为贩卖毒品罪既未遂判定标准——对审判实践所持标准的质疑与批判

司法实践中,对于贩卖毒品罪既未遂的区分,司法机关掌握的标准不一,这严重影响了法律的正确、统一适用,也有损法制的权威性。理论和实务上对贩卖毒品罪既未遂标准认识上的分歧,根本在于对贩卖毒品罪中贩卖行为构造认识上的分歧。以贩卖为目的非法收购毒品与有偿转让毒品并非是两种独立的贩卖毒品行为类型,而是一个完整的贩卖毒品行为前后相继的两个密切关联的行为阶段,据此,以贩卖为目的非法收购毒品,因行为人意志以外原因使得毒品未实际售出时,由于贩卖毒品实行行为未完成,宜认定为未遂。     

巨灾重建政策与公众意愿选择——以汶川地震为例

灾区群众的重建意愿、影响因素及其不同时点的变化是制定公共政策、实施灾后重建规划的重要前提。通过2008年8月、2009年2月两个不同时点对五大极重灾县(市)2000个样本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以上两个时点,不同县(市)、安置地的受灾居民的重建意愿具有显著差异;原居住地与所在镇镇区的距离、地震对收入来源影响等因素则随时间的推移对受灾群众的重建意愿产生显著作用。     

转售价格维持的违法性与法律规制

尽管理论研究通常更为强调转售价格维持行为的内在合理性,但是,实证调查却表明,很多情况下转售价格维持的确提高了产品的销售价格,对消费者福利构成损害。转售价格维持的负面效果来自于两个方面:首先,从纵向关系上看,生产商通过转售价格维持抑制了品牌内竞争,从而在整体上构成对竞争的削弱。其次,从横向关系上看,经销商的共谋可以通过转售价格维持得以更好地实施。但是,转售价格维持负面作用的发挥,依赖于特定的市场结构条件。因此,反垄断法在规制转售价格维持时,不应当全面严格禁止转售价格维持,而应当构建以市场结构为标准的筛选机制来防止其负面效应。     

现代艺术设计的发展与未来—平面设计

设计早已成为文明社会对高品质生活质量的需要,平面设计作为现代艺术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技与艺术的结合体,体现的是现代文化的人文性与多样性的综合多元化,传统图案对现代平面设计的启示,平面设计中黑与白的运用,传统文化对当代平面设计的影响,现代艺术对平面设计发展的影响,平面设计趋势展望。     

世界历史整体发展的启示

本文指出学习和理解史学大师吴于廑先生的世界历史整体发展史观,理解人类社会从分散发展到整体发展的演进过程及世界历史整体发展的历程,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     

环境权的权利构造与立法实现——对德国“一般人格权”理论之借鉴

环境权理论借重民法等部门法的理论优势以及谋求理论与实践的平衡应当成为环境权研究的新思路。德国民法中一般人格权的权利构造与历史演进对环境权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和指导意义。一般人格权在德国被视为一种“框架权利”，区别于具体人格权。实证研究说明推动一般人格权的历史演进具有四个重要的因素。分别是民法的功能缺路、宪法的宽泛保障、判例的偶然契机、理论与实务并举。联系环境权，不难发现，环境权与一般人格权具有属性之共通。有鉴于此，环境权的权利构造应当包括一般环境权和具体环境权。此种权利构造能发挥解释、创造、补充和协调的功能。从环境权立法实现上看。应当划分环境权作为基本权利入宪和作为一般环境权入宪两个不同阶段，并通过把握司法审查环境权案件的机遇和增强司法判例的参照作用以实现环境权的具体化。     

组织控制视角下纵向府际环境治理责任均配及其履行路径初探北大核心CSSCI

在组织控制视阈下,纵向府际环境治理责任体系关涉三大核心要素:责任配置重构、激励结构调整与信息渠道畅通。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纵向府际环境治理责任配置呈现出从责任同构迈向责任均配的内在变迁规律。而在责任均配下,纵向府际环境治理责任履行的路径集中地体现在激励结构调整与信息渠道通畅等方面。具体而言,一是通过坚持激励原则、转变激励方式、增强激励强度等纵向府际环境治理激励结构的优化路径,强化地方政府“履责”的动机;二是通过畅通纵向府际环境治理的信息渠道,以维持其“履责”的意愿,即一方面通过环境监测监察机构的垂直化改革与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的制度化运作,剥夺其环境治理剩余信息生产权与激励权,另一方面则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对环境治理的赋能效应,建构全流程、互通型的信息披露与流动机制。与此同时,我们还应正确理解纵向府际环境治理责任均配的内涵及其实现方式,以防出现认知和行动偏误。